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５日电（记者杜杰　孟菁）身着格子衬衫，脚穿登山鞋，头戴一顶咖啡色的帽子，年过四十的美国纪实作家何伟（Ｐｅｔｅｒ　Ｈｅｓｓｌｅｒ）再次来到北京。一身率性的打扮切合了他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定位——“不做中国问题专家，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

　　即便在接受记者专访的间歇，他也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拿出一个小本，不时向记者提问，并在本子上记下要点——对于纪实类作家而言，随时随地记录是一种习惯。

　　在移居埃及之前，何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生活在中国，并记录这个国家。他的纪实著作《江城》和《寻路中国》广受欢迎，他也随之成为了全球很有名望的书写中国的作家之一。

　　何伟此次来华是为了推广他新近出版的文集《奇石》。在这本新书中，他这样描述了美国人的国民性格：“荣誉感、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

　　而在对比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性格时，他认为：“荣誉感和抱负在两个国家是相通的。当然美国人还有‘传道的冲动’，因为他们希望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但中国人很少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在中国生活时，何伟经常会遇到对自己文化和民族非常自豪的中国人。对此，何伟有自己的理解。“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之于中国人，就像自由民主之于美国人一样，它们分别是这两国人民身份的核心，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中国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一个精神核心尤为重要。”

　　他还表达了对美国一些转变的失望之情。“当一个国家遭遇到外界带来的创伤时，往往以消极的方式做出回应。‘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人开始将外界视为一种威胁。但是中国人不同。现在的中国人将外界视作一种机遇——无论是做生意、求学，甚至生活。但是美国人看待外界则要消极得多。”

　　何伟在书中从来不直接做政治评论，但是一些话题本质上却还是绕不开政治。如何做到“写政治，但又不写政治”，何伟这样回答：“当我还在中国生活时，我发现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间接的，政治也不是他们关心的最主要话题——这点与现在的埃及不同。所以在记录中国时，我对政治的描写也是间接的。”

　　何伟肯定了中国近两三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并认为埃及激烈的变革不适用于中国。“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变化。美国人总是宣扬一次性全面彻底的变革，但是人们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中国目前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有自己的道理。”

　　何伟自１９９６年起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做了两年的英语教师。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何伟是《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

　　在华期间，何伟的采访遇到不少挑战。“美国人爱讲故事，他们更有表现欲。然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愿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有很强的集体文化和家庭文化。”在采访中国人的时候，这种特点也给他带来了困难。

　　“在美国，通常人们更容易告诉你他们个人的想法以及经历；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中国年轻一代正变得更加开放，他们更愿意讲述自己的生活。”

　　为了写好一个故事，何伟有时候和采访对象一处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我希望通过深入了解采访对象，进而从情感上更理解他们，这种理解也将反映在我的写作里。我把这视为我写作的一种责任。”

　　尽管何伟对中国的报道十分成功，他不满足于只记录一个国家。在２００７年离开中国后，何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度过了几年时光，期间有过几次短暂地回到中国。但是２０１１年秋天他举家移居开罗，转而记录中东的社会文化。他还计划几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居住。

　　“一个作家需要不时变换自己的视角。就我而言，每过五六年我就希望换一处居住。人生能够总是在路上是种幸运，它带给我更多的机遇，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申安妮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