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高密度追踪报道,引领省教育会、省学生联合会、周南校董会和读者四股民间力量介入其中,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并促成其圆满解决。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发现,该报介入周南风潮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借“周南风潮”声援裁兵运动;二是通过呈现师生矛盾引发时人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省思;
关键词：湖南《大公报》;周南风潮;报纸媒体;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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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高密度追踪报道,引领省教育会、省学生联合会、周南校董会和读者四股民间力量介入其中,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并促成其圆满解决。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发现,该报介入周南风潮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借“周南风潮”声援裁兵运动;二是通过呈现师生矛盾引发时人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省思;三是顺应时代潮流,为男女教育平等鼓与呼。可见,报纸媒体在民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舆论导向作用。
关键词:湖南《大公报》;周南风潮;报纸媒体;女子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以周南女校为个案的研究”(09YBB431),
作者简介:万琼华(1968-),女,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妇女/社会性别史。
一、引言
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媒体在中国的出现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知识精英认识到报纸媒体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国人自办报业开始勃兴。黄遵宪称报刊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一种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到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1] 。尽管黄氏之感慨有夸张之嫌,但报刊媒体在甲午战后的确承担了警醒国人急起救亡的时代重任[2],由其构筑的舆论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及交流方式,均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五四时期,报刊媒体步入“黄金时代”,不仅与五四启蒙运动保持同步发展态势,且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起步较晚,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一改往昔沉闷的气氛,鼓吹与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湖南思想文化界掀起狂澜,影响及于全国。其中,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于1915年创办的湖南《大公报》①(下文简称《大公报》),由于标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反对党争,主张中立;立足湖南,注重实际”的办报宗旨,致力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输入,大力倡导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思想,影响最广,声誉最高,诚如时论所言:“《大公报》、《湖南通俗演说报》等为传播各种近代思想出力最多” [3] 。发端于维新时期的妇女运动,五四时期进入高潮。五四后的知识女性继承和发扬五四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推动妇女运动继续向前迈进。她们不再满足于大学开女禁,而提出了男女教育完全平等之要求,在全国激起波澜。影响所及,湖南知识界也加入男女教育平等大讨论的行列,《大公报》成为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域。
近年来以报刊媒体为研究资料库的相关研究开始涌现。夏晓虹以上海“中国女学堂”为例,探讨了办学者如何自觉借重近代报刊,使女校声名远播,成为国人自办女学的成功典范[4]。侯杰以京、津等地报刊中的“女性专栏”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问题是怎样以“客体”形式上升为公众议题和社会事件[5]。他们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但由于研究场所聚焦于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尚难以判断是“特例”抑或“典型”,只有来自更多地域性的个案研究不断充实(尤其是几度跃居全国文化中心位置的湖南),才能更全面地呈现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影响。笔者在爬梳1920年代初的《大公报》时惊讶地发现,迄今尚未引起妇女史或教育史研究足够关注的女子教育议题(如男女同校、公立女子中学、女子教育质量等)竟被该报频繁地刊载,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论争,使湖南为数不多的几所女校成为社会受众的凝视对象,其内部动态无一能逃出社会大众的“凝视”。有鉴于此,本文以“周南风潮”为切入点,通过再现大公报人如何介入“周南风潮”并引领多种民间力量参与其中,使一个校内退学风波上升为社会风潮,继而促成其圆满解决的过程,以展示报纸媒体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大公报》聚焦下的“周南风潮”
湖南私立学堂兴起于晚清十年,发达于民国时期,一度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朱剑凡于1905年创办的周氏家塾,是湖南最早的私立学堂之一,也是私立中等教育尤其是女校中的佼佼者。鉴于湖南无官办女子中学,加之周南成绩斐然,“至民国九年,省府认本校成绩可风。增加津贴,指令为湖南代用女子中学校,以示奖意”[6]。此次更名使周南实现了由私立到公立的跨越,政治合法性和政府经费资助双双降至,一时闻名遐迩。然而,这一时期亦为“多事之秋”,发端于1921年10月的退学风潮系周南校史上前所未有之大变故,使周南师生双双进入公众视野,接受社会舆论的检视和评判。
(一)周南风潮前的迹象
1921年7月8日的《大公报》开首称“周南女校目前内部颇有风潮”,并提供三条佐证:其一,朱剑凡近来倾向旧式教育,部分学生因不满而退学;其二,朱近来崇拜宗教,拟与女子循道会合并;其三,教育主任陶毅辞职,尽管“谓系赴南京求学”,作者对此存疑[7]。朱次日作出回应:首先承认发生过禁止学生赴教育会演剧之事,但称“十二三名学生经说服已接受意见”;至于是否倾向旧式教育,“希望教育界人士前来考察”;其次,承认崇拜宗教之事,表示“信仰自由,本为真理所许,惟自愧研究未深,尚不能有所发表耳”,但否定合并之事;最后,强调自己对陶毅的求学愿望一贯支持,甚至承诺为她筹措学费[8]。朱的主动姿态使初露端倪的“风潮”趋于平静。
一周后,《大公报》较详细地报道了陶赴东南大学进修之事,文中称:与陶同时启程的共有几十人,其中6人为长沙的女教职员,称之为“吾湘教育界之一佳象”;此外,该消息还透露另一信息,即周南退学的10多位同学处境困难,原打算去男子中学插班,但男中以男女同班未开先例不愿接纳,被迫滞留船山,只好另请教师补习[9]。可见,“学生退学”不是子虚乌有之事,从中能隐约窥知学生与校长之间的矛盾冲突。难怪署名行真的读者含沙射影地指出:“某私立女学校,一时的高兴,大行解放;一时的又变本加厉地仿效科举式的会考。”[10]
(二)周南风潮的发生:“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
“湖南自兴女学以来,除几所省立师范外,各县的女子职业学校几乎任其自生自灭;既没有高等小学,代用中学仅周南女校一所,更别提女子大学了。” [11]从这段话中可看出周南在湖南女子教育中的非凡意义。因之,当“周南女校之大风潮”几个大字于10月19日赫然现于报端时,其震撼力可想而知!难怪编辑称“此诚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报人深知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声明“一时难于调查真相,姑且并录于下,以候社会之评判”[12],随之提供3份报告,其中2份来自校方(18、19日),1份来自学生(19日)。
18日的校方来函文字简短,称“学生牺牲课业,召集开会,长此以往,何以维秩序”,“兹已准其退费150出校”。19日来函以教职员名义较详尽地陈述了事件经过:17日午后,学生全体开会,因事先未通知办事员,以致摇铃多次,仍无人上课;朱氏得知后赶往现场,批评学生道:“若循此以往,学生采自由行动,则予以后万不能负责,惟有出之解散而已。”因言辞过激,学生“大为不服,缮函质问”,“旋朱有悔意,暗示各教员由中调停,无奈各女生坚持解散”;昨日各学生领出学费离校,中学部三班均解散[12]。两封来函尽管只相隔一天,语气却发生了微妙变化。前者措词强硬,不容置辩地将责任推给学生;后者尽管对学生颇有微辞,但“言辞过激”、“有悔意”、“无奈”等语词透露出校方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语气趋向和缓。
19日的学生来函对退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更详尽。来函称,因周南学生遭士兵殴打,校学生自治会推选周敦祜作为代表参加省学生联合会,讨论稍久,耽误了四五分钟,朱校长赶来,“言词诘责,盛怒不息”,说:“汝等既不服从校长,我也不要你们做学生了。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中学从今日起,便全体解散”,他边说边不停地向学生作揖打拱;稍后,学生书面询问原因,朱接书不阅;18日早,学校悬牌令学生即日领费出校,最终酿成“退学风潮”[12]。
(三)周南风潮的升级:师生间的正面冲突
20日《大公报》刊登教职员第二次来函、校方致家长函、被解散学生来函(含学生17日致校长信),共计3份。在教职员第二次来函中,校方首先驳斥学生19日信中所言“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等语;其次,对“校中遂悬牌示令各学生出校”之事做出解释:17日晚教员调停无效,学生“一倡百和”,18日晨七年级全体和八年级半数过问解散事,校长牌示上课,但八年级吴家晋、吴家瑞、谭昭和曹孟钧,附和九、十两级周敦祜、杨没累等人,胁迫其他同学签名退学;朱见此状,退还肇事者学费,限令即日出校;周敦祜出校后又代邓淑贞、徐国英强索学膳费,并肆意凶闹,“同人见不成事体,遂挥之使去”。校方在致家长函中强调“此次解散学生终实有多数协从者”,若能悔悟,校方仍准其还校上课[13]。不难看出,两封来函均系校方迫于舆论压力而向受众做出的辩白。
被解散学生来函中较详细地叙述了朱对周敦祜的态度,朱质问道:“你周敦祜有什么召集开会的权?既不是自治会的职员,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又取消了,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地方开会?”周当场道歉,朱仍大怒不止:“怎由你们认错就是?一次再次的错去有这种办法。你们到学校里来是服从校长还是服从同学?”学生吓呆了,坐着不敢动;尔后,学生联名写信请求校长“不以五六分钟误时之错,而置学生等教育于不顾”,并质疑:“先生所谓立刻解散中学,然此周南中学或无存在之必要也未可知?”[13]但朱置之不理。双方剑拔弩张之势已跃然纸上。
“退费风波”使师生冲突再度升级,且各执一端。学生称朱对值周生说:“中学部从此解散,学膳费明日一律退还”,奇怪的是18日的两块牌示却写着“凡自愿出校学生限今日一律开除”和“七八两级学生照常上课”。牌示内容之所以自相矛盾,学生认为是与校长有关系的人,“诱动意志薄弱、知识幼稚、头脑不清醒的姐妹一块接受奴隶教育”。当学生退费时,朱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对于校方“有意设卡”,学生极为悲愤,周赶去安慰并陪同找庶务处弄清原委,庶务和朱氏“向前猛扑,来势汹汹”,对周拍案大骂:“你这种东西还在这里,还不赶快滚出去”,试图将她赶出校门[13]。
(四)周南风潮的平息:两败俱伤的“博弈”
由于外界多方社会力量介入,风潮一度发生逆转。23日《大公报》宣称周南风潮已初步解决:“经各校董从中协调,22日由易寅村、袁雪安、孔竟存、左霖苍等几位校董将出校学生全体送往学校,与朱校长见于礼堂。朱稍加训诫,原拟给周敦祜记过,以示薄惩。后经校董的劝说,亦作罢。” [14]至此,风潮似可告一段落。然而,就在各界为之庆幸之时,《周南风潮又有变动》一文称“乃闻当时复生异议,未甚妥洽”,并刊登校方开除周的声明:“佥谓此次风潮,实周敦祜伊人激成,本应开除学籍,今既经校董调停,可酌记大过二次,许其旁听,以观后效。昨复据校董来校报告,周敦祜仍不服制裁,是该生始终无悔过之心,学校亦无宽容之余地。”与此同时,朱召集家长恳亲会,报告开除理由,并声称:“如周敦祜悔悟,仍可将牌取消,如不悔悟,则不仅已不能允,即各教职员及在学生亦均不允”[15]。
不出所料,27日《大公报》再称,在25、26日退学学生连续两天请愿及省教育会干预下,朱准许已悔悟的同学缴费上课,但在周“诚意认过”情况下,仍执意“开缺”她,理由是“周生出校时间,有趾高气扬之概。且对于弟之训诫亦复置辩,求其貌从亦不可得。故仍照前次办法开缺,以警将来。恐滋教育家误会,乞更正为荷”[16]。11月2日,朱本人出面呈报风潮结果,称“现除三年生周敦祜,四年生杨没累,始终执迷不悟,早已开除学籍不复收教外,其余各生皆渐次悔悟,于二十七日一律回校上课”[17]。退学风潮终于平息下来,周南避免了被解散的危险,一场危及湖南代用女子中学命运的悲剧得以幸免于难。但就师生关系论,则不能不说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三、卷入风潮的民间力量及各自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报纸媒体的首要功能是服务社会,包括发扬民意、监督政府、宣扬政令、促进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等,简言之,就是发挥沟通舆情、守望及领导公众的作用[18]。它决定着报纸媒体的精神品质与社会担当。考察《大公报》对于“周南风潮”近半个月的跟踪报道,不难发现,正是这一功能的发挥,才引领并促成四股民间力量卷入其中并成功扮演各自的角色,为平息风潮做出独特贡献。
(一)大公报人充当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与引导者
报纸媒体发布的消息,比传统媒介更具深度、广度和实体感。消息一经披露,不胫而走。10月19日,当《大公报》将校方和学生的来函公诸报端后,旋即引起社会受众热切的关注。但由于受众往往零散地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必须有主导力量予以导引,才能对面临的问题形成意见,达成共识,最终聚成社会舆论。周南退学事件发生后,《大公报》报人主动而迅速地扮演起主导者角色。
20日,主笔龙兼公撰文责问:“不知道朱校长为什么这样深恶痛绝这几班学生,一开口便要全体解散?也不知道各学生为什么这样深恶痛绝这个学校,一听说校长要解散,便都决然舍去,一点留恋的意思也没有?”进而以惋惜口吻予以批评:其一,不爱惜通过“请愿、制舆论、造空气”而来的惟一女子中学的殊荣;其二,不体谅社会各界的厚望,“旁的人还时时替他担心着,虑一时又怕他教育复古,不合时代思潮,一时又怕他卷入教会旋涡,来替偶像造奴隶”;其三,使湖南仅有的即将毕业的两班女中学生从此解散。最后发出感叹:“我不禁要向教育前途放声大哭了”[19]。龙以貌似公允的态度、犀利的笔墨和饱满的情感,通过对周南女子中学的历史回顾,引导受众从深层次思考“周南风潮”,激发他们的认同感与责任感,进而体认到该事件的严重性,使之由校内风波上升为社会事件。
记者黄醒亲历现场调查后,22日著文对离校学生、家长和舆论家分别予以劝谏:一是批评离校学生不主动同校长沟通,奉劝她们勇于承担责任,以“匡救校长的错处”;二是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工作,尽快送女儿回校;三是提醒舆论家不能偏听偏信,一味谴责朱,认为风潮扩大极可能有黑幕[20]。“黑幕”两字给受众留下悬念,并激发其好奇心。尔后,《大公报》继续予以高密度报道,题为《周南女校风潮解决矣——出校学生全体入校》(10月23日)、《周南风潮又有变动——周敦祜不认过……朱校长不允复缺》(10月25日)、《周南女校风潮之调停或有解决希望》(10月27日)的消息不断见报,使受众得以跟进事态发展。总之,从10月19日风潮披露到11月1日风潮平息,大公报人始终扮演着舆论制造者与引导者的角色,使“周南风潮”居舆论焦点,并为民间团体介入风潮提供舆论支持。
(二)省教育会和校董会勇当“和事佬”
周南风潮发生的第五天(21日),当师生双方各执一端、僵持不下时,湖南省教育会主动请缨,表示“愿负调停之责,学生如不坚持,当可望转圆” [21] 。25日,退学学生到省教育会请愿后,省教育会再次召开干事会,推举方、张二人当晚登门拜访朱剑凡,获朱应允后,又力劝学生“勿再耽误自误学业”。当学生请求教育会“护送入校”时,教育会先致函朱:“本会举赴贵校调停学潮代表,已将尊意转告,贵校学生均甚感激。兹闻贵校学生即于本日午后三时整队入校,即希知照”。尔后,二人约见朱,直至朱表示“毋庸请人送来,至周生果系诚意悔悟,并可亲向学校表示”才罢休[16]。上述种种举动足以说明省教育会对“调停之责”的恪守。
周南校董会亦自愿充当“和事佬”。21日,校董成员陈润霖、易寅村、袁雪安、孔竟存等召集出校学生,商量调停办法。他们一面提议学生先“无条件的一律回校”,对于要求学校改良的意见稍后提出,“酌议施行”;另一方面,警告朱剑凡,若不接受校董会意见,或给学生提附加条件,校董将解除其校长之职[22] 。校董对校长任免的掌控权使朱不敢小视,因而,当24日袁、孔、左三校董护送学生入校时,朱的态度发生逆转。师生在礼堂相见,朱当众道歉:“此次风潮,我实有失当之处,非常抱歉!在诸生方面亦未免过激极端,但学生之错,即先生之错”,话未说完,竟放声大哭。待情绪稳定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吾人处此社会,当各人立定主义,不可受人愚弄”;最后,解释开除周敦祜的理由:“只你前晚既已退费出校,何故复同未退费生来庶务室挠闹,且骂庶务为朽?我所以将汝开缺,即是之故”[15]。遗憾的是,此时的周不仅没有体谅朱的良苦用心,顺阶梯而下,反倒极力辩白,拒不认错,以致错失良机。
(三)湖南学生联合会“铁肩担道义”
作为在五四运动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社团,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学联)以敢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己任,在周南风潮中不失其本色。10月21日,省学联致函朱剑凡,尖锐地质问道:“学校之应否有责罚,罚之应否至于解散,学生自由开会,由开会上课迟到,应否解散?此三问题,先生为教育家,当有适当之解答”。末尾指出:“惟是吾湘教育正值残疲之际,而女校尤属凤毛麟角。今以受中等教育之学生,一旦置之解散,致使伊们求学无门,功亏一篑,是岂先生个人计?为贵校学生计?惟有请先生收回成命!”[21]周南毕竟是朱剑凡“毁家兴学”、“磨血办学”之成果,此番话也许触动了其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朱在22日回函中言其心声:“始终无解散之决心,故校中始终无解散某部某级之告示”,表示为学生的将来和社会事业计,“决不欲怀追往拒来之心。”[22]这一豁达姿态,体现出朱对周南的珍视,也显示了他对省学联意见的尊重。
得知校董离去后,周南校方“复反前言,致风潮平而复起”。针对校方的食言,省学联10月25日再次致函,予以谴责:其一,学校不应食言,“食言而肥,实为令德之累”;其二,认为把风潮的责任归于少数同学不对,“此次曲直有公评,台端何慊于一二人?而必欲使之向隅以为快乎?”其三,指出开除少数学生与解散全体性质无异,“彼同学乃团体行动,断不能任少数同学受其累,则台端之开除一二人,何以异于解散多人耶?”最后,提出“准予回校,教学相安,重归于好,则不独贵校同学之幸,吾湘学生界前途实利赖之”[15]的建议。尽管朱并未完全采纳省学联的意见(如允许周敦祜复校),但毋庸置疑的是省学联的介入给朱本人和校方构成一种压力,为平息风潮助一臂之力。
(四)读者以“局外人”或“局中人”身份“发声”
读者投书是新闻评论的一种形式,也是报纸媒体展示言论自由的一种姿态。读者通过阅读报纸、参与讨论的方式,能形成一个阅读公众的群体,并反过来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助力。故有研究者对于大众传媒将读者定位于“受众”的做法提出质疑,因“受众”称谓隐含着读者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者。而事实上,读者借助报纸媒体的宣传和传播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此表现自己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群体[5]。
署名杨石的读者凭借“局外人”身份,对兼公的“我对于周南学生离校事多一句嘴”一文提出异议,认为“先生未免对于周南的学生,责备过甚了”,进而指出:“周南是私立的,朱先生苦心孤诣,一生的精血,差不多完全消耗在这里,……因为受点子气,平空把许多学生解散的吗?”“至于先生说朱先生发怒的动机,是由于学生方面。我很不以为然,即使学生使朱先生发怒,也就不应开口解散,闭口解散。”[23]正在南京深造的陶毅获悉退学事件后,以“局中人”身份向《大公报》投书,恳请朱校长、女学生和教育界理性处之。希望朱以“为学即是救国”之诚意收回成命,“学校受家庭之委托,其责等于父兄,宁忍芸芸青年一旦失学。先生思之!先生重思之!亦必不忍恝然置之也!即使收回成命,决无损于尊严!”希望学生“本为学即是救同类”之宗旨,“删除成见,勉为其难。无论如何,决要求此女子中学之恢复,须知女权运动,是进取不是退让”。希望教育界“对于青年学子,须时相接近”,出面调停,使“垂亡之女子中学”得以重生[24]。其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由是观之,《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报道至少呈现了四种不同的声音,它们分别发自报人之口、当事人之口、民间团体之口以及读者之口。不同人群的声音,围绕同一事件反复讨论,会增强说服效果,进而“突破受众的漠不关心或抗拒心理”[25]。质言之,以报纸媒体为中心构筑的多种社会力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为平息周南风潮、重建校园秩序打开了通道。
四、《大公报》介入周南风潮的原因
纵观周南风潮的潮起潮落,不能不引发如下疑问:发生于私立女校的内部风波为何会上升为社会风潮?是媒体在炒作,抑或“黑幕”在左右?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得重返历史现场,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一番“声音考古”。
(一)借“周南风潮”声援“裁兵运动”
1921年7月初,鄂省发生兵变,湘省长赵恒惕以为有机可乘,试图以武力促成“联省自治”,结果却背道而驰,不仅提前敲响了“联省自治”的丧钟,且引狼入室,导致溃兵在湘北疯狂劫掠。此时恰逢湖南发生大旱灾,而赵拒减军费,导致9月爆发“裁兵运动”。湖南各界踊跃参加,呼吁政府裁兵,减少军费。10月,省学联加入运动行列,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号召士兵退伍,呼喊“打倒武人官僚政治,实行民治”口号,并捣毁省议会。赵以“学生侮辱士兵”为由,纵令士兵殴打学生。据载,11月10日打伤学生数十人;11日继续寻打学生,教职员多人被打伤;12日省立一师、雅礼、明德、周南等校学生再次被打伤,八所学校被迫停课。士兵行凶3日后,当局禁止所有媒体发布学生被打消息,裁兵运动被赵恒惕野蛮地镇压下去[26]。
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学潮反映出来,周南风潮即湖南社会矛盾的体现。为对付赵之淫威,周南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推选代表参加省学联,此举却遭校方反对,朱甚至不惜以解散学校相要挟,使师生矛盾不断升级以至激化。然而,“学潮的兴起与扩大,始终引起进步舆论的密切关注和达识人士的积极支持”[27],报人作为进步舆论的代言人,仗义执言、秉笔直书是其职责所在,因而,当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周南退学事件的导火索是裁兵运动时,毅然决然地介入其间。为弄清真相,记者多次深入现场,了解实情,适时报道。可见,《大公报》介入周南风潮实有深意,与其说报人小题大做,毋宁说大题小作,其意旨不言自明:一是通过对学生的道义支持,声讨士兵殴打学生的恶劣行径;二是引导受众探究风潮背后的“黑幕”(即裁兵运动),使后者不致因军阀一时之淫威而过早淡出公众视线。
(二)借“周南风潮”警醒教育者妥善处理师生关系
风潮之发生无疑与作为一校之长的朱剑凡的治校思想变化有关。有论者指出:“推究风潮之所自生,于此不能不责备朱君,朱君于八九年之项,锐意革新。学生受其熏陶,思想日益活泼。乃近年来,忽变冷静。诸所措施与学生思想未尝无捍格,又不善为引导,执生反动。此教育界诸人所尝为朱君致惜。”[14]这段文字客观地再现了朱由“锐意革新”到“忽变冷静”的思想轨迹。思想蜕变导致行为变异。思想蜕变后的朱不仅疏于师生情感维护,且以校长特权压制学生参与民主活动的热情,以至学生称他实施的是“奴隶教育”。的确,此时的朱与一年前被《大公报》称为“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28]已判若两人,怪不得龙兼公感慨道:“朱先生是有名的教育家,而且是周南女校的一手创造者,竟不能用教育方法,维系师生间的感情,致演出这种因感情破产而足以证明教育破产的悲剧……”[19]
周南风潮与学风转变不无干系。受五四启蒙运动洗礼后的周南学生具双重性,一方面,因五四催生的独立性、坚定性和自主性而独具风采,特别是1919年秋朱率先在周南推行教育改革后,学生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空前高涨,“趋新”成为她们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涉世尚浅,对旧事物的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均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陶毅作为新民学会骨干、周南教育主任,曾多次领导学生参与民主运动,对学生们的弱点了如指掌:“吾同学自五四运动以后,觉悟者虽不乏人,然同时其弊亦随之矣,即一般学子,骄浮之气渐长,人言难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进而提出:“虚怀容物,以极冷静之头脑,研究学理。举凡非吾所急之牺牲,或牺牲而绝无代价者,慎勿轻躁为之。”“不可一世”四字把五四后学生的不成熟、浮躁表露无疑。最后,联系到刚发生的长沙师范的惨剧,她明确地提出学生的当务之急在于专心就学,“勿因小忿,而使此风雨飘摇之女子中学横遭惨毙”[24]。
如上所述,朱之忽变冷静与学生趋新之间的思想落差才是引发周南风潮的“元凶”,裁兵运动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而已。事实上,师生间的紧张关系在五四后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各学校的共同症候。署名天籁的读者称:“学风不好,岂仅湖南?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差不多都有同样不好的现象:就是(一)爱管校外的事(二)不肯专心读书(三)气焰太张,每每喜欢同政府和学校办事人起冲突。”[29]而造成这种学风的原因除了“政治太黑暗,社会太腐败”外,学生自身存在的诸多弱点也是重要原因。五四运动活跃分子罗家伦概括了学生的三大缺点:一是认为自己万能,事事过问;二是形式主义,不切实际;三是学生领袖不吸收新知,不研究学术[30]。由是可知,《大公报》之介入周南风潮,不仅以此警醒湖南教育界,要妥善处理师生关系,以免重蹈覆辙,同时也提醒学生,现在是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了。
(三)报人顺应时代潮流,为男女教育平等鼓与呼
任何传媒都不可能超越时代,顺应时代潮流是报刊媒体的明智抉择。在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下,“男女同校”、“女子中学”等名词渐次进入主流话语,到20年代初添设女子中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北洋政府教育部被迫作出反应,于1919年5月24日通令各省区:“如未经设立女子之中学校,应现就省区经费筹办省立或区立女子中学校,以宏造就。”[31]湖南教育司于1920年8月将筹备女子中学纳入议程,规定“所有学科章刻概照男子中学校办理,以达到男女共进,社会进步”[32]。9月,女界递交《设立女子中学请愿书》,书中写道:“自周南开办后,李汉丞等即以在衡州第三女师范附设中学班,并请愿省议员。近日闻李执中等,亦请愿省议会,在常德第二女师范附设女子中学”[33]。10月,杜威夫人在周南、福湘等女校巡回演讲,力倡男女教育平等[34],为女子中学鸣锣开道。1921年5月,湖南女子参政运动则将“女子受教育权”列入女界五权宣言。与上述行动并行的是,周世钊从学理上论证女子中学之必要性:“不但是小学教育平等,还要使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大学“开女禁”后,如果没有做预备的女子中学,教育平等只能是“望梅止渴”[35]。行动与学理形成的合力,使设立女子中学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大公报》择取湖南唯一一所代用女子中学予以“炒作”,恰好暗合了时人的现实诉求。试想,连在湖南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周南尚难以为继,又哪能奢望设立新的女子中学呢?可见,《大公报》之介入周南风潮,有一箭双雕之效,不仅能满足进步人士对设立女子中学的吁求,又能契合报人的办报宗旨,展示其捕捉社会新闻的能力和引领时代潮流的眼光。
五、结语
作为时代风云的晴雨表,报纸媒体记录着历次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的起起落落,几乎与近代文明共进退。《大公报》作为湖南地方报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民营大报,是近代湖南社会思潮的重要舆论阵地,对新思潮新观念在中等省份的传播和倡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大公报人利用报纸这一平台,弘扬合乎时代潮流的舆论,制约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舆论。这一思想可从主笔兼公的专论中窥见一斑,他指出:“报纸和舆论的关系,约可分为三种:(一)报纸制造舆论。(二)报纸代表舆论。(三)报纸改革舆论。第一项是舆论由报纸创造出来,换一句话说,便是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群众的赞同,渐渐制成了一种舆论。这种舆论是从来没有,所以说是创造。第二项便是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所以说是代表。第三项便是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不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结果居然告了成功。这个与创造的性质稍有不同,所以说是改革”。[36]正是由于大公报人对于舆论与报纸之关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才使他们敢于大胆地介入各种社会事件(如反袁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省自治等)。而结果也恰如其所期许的,有的“居然告了成功”,周南风潮的平息即为成功例证之一。
其次,大公报人慧眼独具,捕捉到代表时代潮流的妇女议题,并对社会大众发挥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大公报人明确提出:“同人以为报纸一面以供群众耳目的需求,一面应为群众耳目的向导,故不能不有一种‘向前的’‘合于时代的’主张……”[37],故而具时代气息的婚姻革命、妇女参政、女子教育改革等议题为他们所捕捉并激起讨论。正是由于大公报人大造舆论,积极推动,妇女参政权首次被写入省宪法,随后产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省女议员。女子教育更是报人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以刊发新闻、评论、专文、征文等形式倡言女学,还对周南、省立一女师、艺芳等校日常工作予以定期介绍,藉此不仅向社会大众传播了平等的社会性别观,也为湖南新式女子教育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综观《大公报》对“周南风潮”这一事件的追踪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报纸媒体有着极强的掌控舆论和左右局势的能力,它几乎能决定一所女子中学的生死存亡。正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第四权力”,也就给当今的教育管理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一系列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偶发性事件,师生应持何种态度?利益相关体应取何种立场?校方尤其是校长应如何配合报纸传媒妥善处理,使负面效应降至最低程度?
①湖南《大公报》由刘人熙、贝允昕主办,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先后担任主编。该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1927年3月2日被查封,1929年5月21日复刊;日本占领长沙时,于1944年6月16日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最后于1947年12月31日停办。从创刊到1927年被查封的12年是其辉煌时期,它站在时代前列,俯瞰天下,引领潮流,展示了报人为民请命、言论报国、誓死以赴的大无畏精神,受到湖南士人的欢迎,销售量达万余份,为全省各报之冠,是民国时期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与天津的《大公报》无任何关系,只是重名而已。参见:周秋光,莫志斌主编•湖南教育史:第二卷•岳簏书社,2004:412•
参考文献:
[1]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14-120•
[3]周秋光,莫志斌•湖南教育史:第二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4:412•
[4]夏晓虹•晚清女学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
[5]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
[6]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印•本校略史[M]//周南女校周年纪念特辑(内部出版物),1939:1•
[7]周南女校近况[N]•(湖南)大公报,1921-07-08•
[8]朱剑凡•周南女校来函[N]•(湖南)大公报,1921-07-09•
[9]教育界之新消息[N]•(湖南)大公报,1921-07-15•
[10]行真(修业学校)•我也谈谈湖南的教育[N]•(湖南)大公报,1922-08-12•
[11]陈徐佩琼•关于女界之自治意见书[N]•(湖南)大公报,1921-3-28•
[12]周南女校之大风潮:中学部解散三班[N]•(湖南)大公报,1921-10-19•
[13]呜呼周南女校之风潮越闹越认真[N]•(湖南)大公报,1921-10-20•
[14]周南女校风潮解决矣,出校学生全体入校[N]•(湖南)大公报,1921-10-23•
[15]周南风潮又有变动——周敦祜不认过……朱校长不允复缺[N]•(湖南)大公报,1921-10-25•
[16]周南女校风潮之调停,或有解决希望? [N]•(湖南)大公报,1921-10-27•
[17]朱校长呈报周南风潮因果[N]•(湖南)大公报,1921-11-02•
[18]赵俊迈•媒介实务[M]•台北:三民书局,1982:9•
[19]龙兼公•周南中学学生竟如此解散了吗? [N]•(湖南)大公报,1921-10-20•
[20]黄醒•我对于周南学生离校事多一句嘴[N]•(湖南)大公报,1921-10-22•
[21]周南女校风潮之转机[N]•(湖南)大公报,1921-10-21•
[22]周南女校风潮之转圆消息•校董会提出调停意见[N]•(湖南)大公报•1921-10-22•
[23]杨石•代邮[N]•(湖南)大公报,1921-10-24•
[24]陶斯咏•周南风潮痛言[N]•(湖南)大公报,1921-10-31,11-2•
[25](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08•
[26]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卷[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428-430•
[2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17•
[28]民盾•省城各校之现状——周南女学校[N]•(湖南)大公报,1919-10-30•
[29]天籁•时评[N]•(湖南)大公报,1921-11-14•
[3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M]//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台湾时报出版社,1982:567-588•
[31]大事记[J]•教育杂志,1919,11(7)•
[32]教育委员会决议之要素[N]•(湖南)大公报,1920-8-13•
[33]设立女中学之请愿[N]•(湖南)大公报,1920-09-18•
[34]昨日各处讲演纪略[N]•(湖南)大公报,1920-10-29•
[35]惇元•女子教育[N]•(湖南)大公报,1920-11-12•
[36]莳竹•趁着纪念日对阅者说几句[N]•(湖南)大公报,1924-09-01•
[37]兼公•报纸和舆论[N]•(湖南)大公报,1919-08-15•
责任编辑：丁志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