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报业托拉斯是当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现的一种垄断经营现象。在我国新闻史上，民营报业曾经出现短暂的托拉斯倾向，但由于发育不完整，只被学界称为“报业托拉斯雏形”。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及发展均能透视民国报业发展状况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其中一些举措对我国现代报业经营管理也不失启迪。对此，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2003～2012年）关于中国民营报业托拉斯现象研究的文献，试图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和新的探索。

　　关键词：报业托拉斯；中国民营报业；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报业集团相继诞生，从最早挂牌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到各地报业纷纷组建报业集团，我国报业开始从粗放式经营向规模式转变，并逐渐形成了今天跨地区、跨媒体的趋势。其实，我国报业集团化发展趋势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随着资本集中，报纸企业化经营的进一步趋势就是扩大经营规模，形成报业公司和报团，虽然这些报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业托拉斯产物，最终也在时局发展中趋于破产，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民国报业的短暂繁荣。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学界对托拉斯现象的产生和结果都有细致分析，并初步达成意见共识。我们也发现，报团为了做大、做强，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当下报业集团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一、文献收集情况概述

　　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报业托拉斯”进行关键字搜索，检索显示有303条结果，其中期刊类资料174条，硕博论文54条，会议记录24条，报纸类资料51条。根据研究主题，将上述文献进行相关性筛选，最后留下2003～2012年十年间的文献资料共21篇。此外，刊登于1986～1991年《新闻研究资料》上的四篇文献对该项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后来诸多研究也是在其框架下展开，因此这几篇文献也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在近十年来的文献中，大致发现如下特征：首先，除了2004年没有相关文献外，其他年份均陆续有文献出现，并且每年都有1～4篇，可见学界对报业托拉斯现象的关注是持续且不断深入的；其次，文献出现时间最集中的是在2008年以后，每年都保证有2、3篇，其中2012年有4篇之多。分析看来，2008年遇改革开放30年，业界多关注报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经营管理方面。2012年有两篇论文是较宏观地论述报业托拉斯产生背景的政治环境、民营资本与报业市场结构等问题，相较其他年份以个案为主的研究显得更具总结性，也考虑到与时俱进，对现代报业经营管理有所启发。

　　除上述文献，并未发现有与主题直接相关的专著。只是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谈及民国报业托拉斯现象，比如黄瑚《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叙述了民国报业托拉斯道路破产始末；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则介绍成舍我办报经历。此外，便是一些涉及到特定史实的专著，如宋军的《申报的兴衰》，谈到过《申报》收购《新闻报》事件。这些著作并未对报业托拉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二、个案研究为主要方向

　　1.多数研究着眼事件再叙

　　在21篇文献中，有16篇是个案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成舍我“世界”报系、张竹平“四社”、史量才收购《新闻报》股权风波等。其中，关于上海报业托拉斯现象的研究多以秦绍德的《上海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发展道路》、《上海<新闻报>股权风波》，以及谢国明的《汪氏兄弟反对报业托拉斯事件》等文献为研究基础。秦绍德认为，上海报界在几家大报完成企业化过程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出现了报业托拉斯化的倾向。这里之所以称之为“倾向”，是因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报业资本弱小，企业化进程起步晚，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报团，只不过是报业资本相对集中[1]。

　　近十年的论文多是在这个范式下展开，认为民国时期报界集团化发展倾向不过是“托拉斯”雏形，并不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托拉斯，因此也存在破产的隐患。在开展研究时，学者们乐于选择个案做叙述和分析，他们将注意力放到被认为具有托拉斯倾向的事件上，着眼于事件发展过程，力图揭示“托拉斯”未成气候的时代原因，但更多的情况还是把笔墨放到再现事件始末上。

　　例如对成舍我报业托拉斯尝试的研究，也多停留在成舍我本人的生平和办报经历上。唐芬在《舍我其谁：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托拉斯梦》一文中，着重介绍成舍我为实现新闻托拉斯雄心所做的系列努力：从成舍我成功创办“世界报系”，到游历欧美、萌发做报业巨头的雄心，再到抗战胜利后创办“中国新闻公司”，最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查封等原因，成舍我的梦想破灭，陈阳在《成舍我的两个效益思想》一文中，则以成舍我关于报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思想的博弈为线索，穿插起成舍我整个报业活动，叙述了他的托拉斯实践之路。

　　2.个案选择集中事件关注不均

　　16篇个案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成舍我办报经历和经营理念、史量才收购《新闻报》股权风波这两个事件，甚至不惜重复研究。刘小燕在《中国民营报业托拉斯道路的破灭》一文中概括了几个报业托拉斯事件，但是集中阐述的也是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和其托拉斯构想，对于新记《大公报》、张竹平“四社”等典型事件也仅是一带而过。

　　那么，研究较少的几个事件是不是托拉斯呢？曹世瑛在《新记<大公报>是托拉斯吗？》一文中介绍了新记《大公报》陆续创办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的发展历程，并认为它不能被算作报业托拉斯。“从《大公报》的实际情况看，总管理处与各分馆之间的关系，并非托拉斯那种总公司与参加企业间的关系。……而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管理部门对下属机构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新记《大公报》只能说是一个典型的股份有限公司。[2]”此后，相关研究就鲜有把关注点放在新记《大公报》上的。在十年来的研究中，只有刘小燕在《中国民营报业托拉斯道路的破灭》中提到了这份报纸，但也仅仅是对《大公报》被吴、胡、张三人接手后的发展经历进行叙述。相较于对成舍我、史量才的研究，新记《大公报》似乎已被定性为非报业托拉斯，没能引发学界研究兴趣。此外，曾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和日、晚刊共8种的报团” [3]的《新民报》也仅在刘小燕的文章中出现，暂无深入研究。

　　上海报人张竹平的“四社”显得更符合报业托拉斯的特点，但是近年来学界的关注也不多。刘小燕在文中认为，“四社”不是资本的联合，仅是业务上的部分联合，因此只能被看作是报团的雏形。在二十余篇文献中，除了刘小燕的文章，提到“四社”的研究只有两篇。其中一篇是张立勤的博士论文，她在研究1927年到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时，主要是围绕《申报》和《新闻报》进行研究，对于张竹平的“四社”只是一笔带过，说“这个集合了日报、晚报、英文报和通讯社的联合体，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被誉为‘报业托拉斯’” [4]。另一篇文章是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民国报业大亨张竹平：尝试建立报业托拉斯》，这篇报刊文章主要是介绍了张竹平办“四社”的背景、经过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