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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 ——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2014年03月17日 13:52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邓金明 字号

内容摘要: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 ,《新青年》的主题是 “青年 ”和 “青春 ”。这些大量涌现的以 “青年 ”为主题的论述文章 ,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 “青年论述 ”。陈独秀以 “青年 ”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 :首先 “青年 ”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 ,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 ,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 ;其次 ,“青年 ”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 ,一方面 ,“青年 ”作为被启蒙的对象 ,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青年 ”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 ,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 “青年 ”角色的产生 ,是双向发展的产物 :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 ;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 ,“‘青年 ’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 ,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 ”。就近代中国而言 ,作为社会角色的 “青年 ”的形成 ,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 ,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 “青年崇拜 ”。

关键词:新青年;青年文化;诞生;现代中国;陈独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 ,《新青年》的主题是 “青年 ”和 “青春 ”。这些大量涌现的以 “青年 ”为主题的论述文章 ,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 “青年论述 ”。陈独秀以 “青年 ”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 :首先 “青年 ”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 ,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 ,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 ;其次 ,“青年 ”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 ,一方面 ,“青年 ”作为被启蒙的对象 ,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青年 ”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 ,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 “青年 ”角色的产生 ,是双向发展的产物 :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 ;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 ,“‘青年 ’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 ,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 ”。就近代中国而言 ,作为社会角色的 “青年 ”的形成 ,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 ,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 “青年崇拜 ”。

  基金项目: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中国现代文学资助(S30101)

  作者简介:邓金明(1975-),男,湖北省鄂州市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青年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青年阶层对社会形势和历史走向,往往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青年也是一个不定型的、易变的阶层,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所以,分析何种力量在影响青年,它又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对于准确把握和引导当今中国社会中的青年阶层,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影响青年的各种力量中,文化的力量最值得重视,而这种力量的体现,往往又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在阅读对青年的影响上,在20世纪中国,没有哪种读物能比《新青年》体现得更明显、更典型的了,但是关于《新青年》对青年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最为薄弱的。因此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探讨青年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在其过程中又是呈现何种面貌的。

  一、青年阶层的出现

  中国自古就有“重老轻少”的传统。“少年老成”、“老成持重”往往受到赞许,而“少不更事”、“少年轻狂”则容易遭致诟病,“敬老尊贤”、“长幼有序”更是千百年来教化伦常中的共识。但这种“重老轻少”的“共识”,在晚清国势衰微、政局败坏、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却遭到了颠覆。诚如有论者所言,“晚清的变局,却骤然间促使老少易位,从此,老大者成为衰朽落后的代称,少年,则不仅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甚至还要对老者挞之伐之、取而代之,一跃而为新兴国族的唯一希望所系”。 [1] 1900年2月10日,对晚清老朽帝国倍感失望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为“少年中国”相关论述张目;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国的“青年文化”由此拉开序幕。

  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建立在隐喻基础上不同,陈独秀的“青年”,是建立在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大兴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事实上,在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五年之后,横亘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才终告废除。“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菁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切断这条大动脉,则从此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流动资源’。” [2]学而优则仕,踏入仕途意味着进入成人官僚世界,而科举的废除,意味着对“青年”钳制的瓦解,青年们再也不是官僚国家机器链条中的一环。科举废除,新式教育也随之开始启动。教育不仅催生了一个由那些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人如教师、学者、大中学生、新的士绅阶层及其他专业人员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律师组成的“新知识分子阶层”,而且从制度上确定了“青年期”。以1904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癸卯学制》为例,这个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除蒙养院、通儒院外)分为3段5级: (1)初等教育段(9年),分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2级。(2)中等教育段(5年),为中学堂,不分级;(3)高等教育段(7年),分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3年)和大学堂(3~4年)2级。学生自7岁入学, 28岁大学毕业,共需学习20—21年。“根据这个学制,青年期——相当于从中学到大学的年龄阶段——在中国社会从制度上得以确立。” [3]29从数量上说,“到1915年,中学以上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75万”。 [3]30在1912—1917年这五年间,中国大约有550万在校或毕业的学生,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时,已经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形式新式教育的人。

  当然,青年学生在2400万人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所占的人口比例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构成了五四青年的主体,也是《新青年》等新刊物的主要阅读者。陈独秀将自己主办的第一份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日趋壮大的青年学生阶层的崛起,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阶层所蕴涵的潜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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