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话语权是一个比较新、有张力、稍敏感的词。

　　一般来说，话语权是一种既定格局里的存在。没有这样的格局，谈论话语权就是一种空幻，或奢侈。毫无疑问，话语权作为格局里的存在，是一种力量，这力量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对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对其关注的相关事件的发展，常常起着支撑和决定作用。

　　话语权一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几乎没有讨论的意义。不是彼时的中国没有话语权，而是那时，话语权不成为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格局下，国家和社会的决策者，只是政府。那个时候，社会表现为一个严整的板块，政府的话语权和政府领导人的话语权，近乎就是整个社会的话语权。

　　（二）

　　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也可以说，有根本不同。

　　话语权这个概念现在之所以有了意义，并且持续成为当代中国的热词，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兴奋点，是因为它不再只是属于政府，也和民众联系在了一起，同新成长起来的不同的利益主体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联系，通过两个中间环节进行。

　　一是民众或政府以外的其他利益主体，大体可以进入或掌控一定的公共空间，并且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这空间发言；二是社会有了逐渐开放的媒体，在这些媒体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的发言和声音，就构成通常所说的大部分的民意。只有民意通过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媒体表达了出来，并且实实在在影响到了舆论，民众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才算是真正有了话语权。

　　从政治上讲，这个话语权光是表现在媒体上和舆论上，还不完全，还是半截子话语权。民意中的意见，最终在与这民意相关的相关人事的决策力中，得到了体现，只有这时，民众的、或非政府的话语权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所以，话语权有两个表现，舆论上的，和决策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