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既是营造良好国际、国内公共关系的一个宏大符号，又从文化创造主体——“人”的角度，通过创设“普遍话题”扩大文化交流，在更大范围共建新的文化语境。中国梦的传播可以表述为：通过符号化的表达手段，进行社会关系重建，谋求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实现文化认同。

　　关键词:中国梦；文化形象；文化认同；传播

　　“中国梦”是新时期的中国在取得较大社会发展后，提出的一个战略性口号。从传播视角来看，“中国梦”将中国文化高度概括，经过符号化的表述，谋求跟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更大可能的交流，并在交流中，积极参与国际话语环境构建，实现文化形象认同。传播既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它实现了信息交换和共享，增进了解，其又体现为一种仪式，[1]使特定内涵的象征性符号实现“意义共享”，参与者通过对符号的文化阐释和批判接受，共同完成对社会的整体印象的构建和维系，同时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确定参与者的身份认证。“中国梦”在传播信息、加强表达，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具有价值传播的意义。以符号化的“中国梦”为手段，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国内会话，分享和共建新的“中国梦”的语义，构建新的国际文化关系。

　　“中国梦”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内涵。“中国梦”作为一个传播符号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梦，也是中国人展示自己风采，欲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梦想。“中国梦”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国家和“人”两个层面来进行把握。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梦”反映国家存在状态和需求，主要表现为中国重新找到自己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存在的位置，并更好地为文明发展作出贡献。从“人”的层面看，“中国梦”反映文明创造主体——“人"的状态和需求（包括传统、现有和将来所希望的），主要表现为人的存在价值、存在状态以及对此进行的解释。主体“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是人类普遍的话题，“中国梦”在这个层面的传播更容易进行有效的意义交换。依据这个思路，从传播学来看“中国梦”的文化传播可以表述为：中国及中国人的文化存在状态和需求，通过符号化的表达手段，进行社会关系重建，谋求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实现文化认同，为构建世界文化话语环境做出贡献。

　　一、“中国梦”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中国梦”符号视野下，文化的整合传播是个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是在传播领域中对现有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一次认识。其认识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新闻学层面，即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转化为认识层面的“客观存在”。两种“存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处于动态变化的相互影响中。其在符号学上表现为对客观语义的归纳和符号化。“中国梦”符号化及形象构建将潜在的“三位一体”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需求统一起来，立足于“历时”存在，谋求“共时”共同愿望和声音。这就是政治和国家利益在新闻学上的一次宏大的社会关系重构。第二是传播学层面，即传播领域社会关系的重建，在对“主观存在”的反复传播和认知中，动态式地形成特定的传播关系。其在符号学上表现为频繁的语义交换，符号的部分语义得到强化。“中国梦”借助符号进行传播，其语义需要经过多次的编码和解码，一部分核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反复被传播和强化，持续的意义交换才能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传播过程中也将产生新的语义，不断丰富“中国梦”符号的内涵。同时在较长时间的信息活动中，达成一定的妥协形成比较稳定的传受关系，动态式地定义“中国梦”传播场的结构。第三是社会学层面，即通过社会话题的发起，引导对某种社会存在的认知，并在相互的交流中，增进彼此认识，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其中符号学上表现为不同主体对符号的反复认知，改变了符号与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社会公共关系是“中国梦”在传播视野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包括对内和对外两重关系。对于国民来说，“中国梦”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和国家的，能很好地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统一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分歧和矛盾。同时，这也给话语输出带来新的关系，中国应该借助主动参与宏大的传播命题的机会，改善自身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