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工作者中存在一种共识:个人所学专业会影响到他如何看待、评价这个世界,并最终落在思维方式的塑造上。正如学历史的学生对时间线索极为敏感,学辩证法的学生善于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一样,听完经济学课程之后,学生的大脑中也会发生某些深刻的变化。不可否认,经济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效率优先”的思维方式。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却将人简化为具有“理性”计算能力且以“自利”为行为之唯一目的的人。 

　　早期研究者通过创设不同的博弈情境来考察个体的决策行为。如杰拉尔德·马维尔与鲁斯·埃姆斯于1981年进行的公共物品博弈。在这一博弈中,多名参与者每人都拥有一定的初始资金,他们可以往一个公共账户中自由地投入任意资金。当投资完毕后,公共账户实现增值(可以是2倍、3倍,甚至更多),然后总资金再平均分配给每一名参与投资的人,而不论他们的投资额是多少。显然,只有当所有参与者将其全部资金投入到公共账户中,才能实现帕累托均衡,即集体利益最大化状态(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结果发现,如果不论专业背景,所有学生平均会往公共账户中投入42%的资金;一旦把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揪”出来,就会发现他们仅仅投入了20%的资金。对此结果,马维尔本人也在文中表示,“相比于其他专业学生,经济学专业学生是明显的搭便车者”。10年后,约翰·卡特和他的学生在《经济学展望》中专门撰文讨论经济学与其他专业学生之间的区别,他们在另一个经典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即当要求被试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分配10美元时,经济学专业学生只愿意分给对手3.85美元,数额要显著少于其他专业学生的4.56美元。身处其中的经济学专业学生,可能会被触发去用经济学思维回答考题的倾向,因此学生才焕然变身成“理性人”。近些年研究者开始走出实验室,试图从一个与现实更为贴近的视角去观察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表现。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尤伦·鲍曼与他的同事埃莱娜·罗斯从学校行政部门调取了该校8000多名学生为期三年的课程学习以及捐款记录(该校会详细记录所有学生对某些公益项目的捐款经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观察学生真实的利他行为。通过分析,鲍曼教授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平均捐款概率要显著小于非经济学专业学生(7.5%vs.11%)。颇为有趣的是,对那些非经济学专业学生而言,选修了经济学课程反而会让自己变得吝啬起来。没有修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对其中一个项目的平均捐款率是17%,一旦选修了《经济学导论》,这一概率会下降至13%。而那些既学了《经济学导论》,又进一步选修了《中级经济学》的学生则表现得最为“小气”(9%)。我国学者辛自强和刘国芳在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从侧面印证了上述实验结果。仅仅是短暂接触到与“理性人”有关的知识,就足以降低大学生的信任程度。 

　　虽然相比于其他专业的学生,经济学专业学生要显得“小气”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冷漠无情,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相反,经济学专业学生更加诚实。著名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与该问题有关的短文。他在其中报告了一项实验,研究者将装满现金且写有地址的信封偷偷放入课堂中,以观察学生是否会拾金不昧。结果发现,经济学专业学生归还的比率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可见,经济学使学习者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中,合法地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