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从西方哲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的发展简史来论证认知语言学(CL)的前沿性,强调从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角度来探索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新世纪的对比语言学也需要CL这一前沿理论,以其为基础对比汉英两种语言,发现它们在认知机制上的同与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透过语言现象看语言背后的认知方式”的研究目标。本文还以汉英语中“一词两反义”为例进行了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 

　　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英汉对比。 

　　1.从哲学发展简史看当今理论前沿:体验人本观 

　　西方哲学主要以“形而上学”为主线,旨在建立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探究宇宙万物大系统背后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超验性的绝对真理,以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主要有二:基于感性的经验论和基于理性的唯理论。下页图1中的上方框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哲学简纲,包括三个转向:毕因论、认识论、语言论。按照Lakoff&Johnson(1980,1999)的观点,它们都属于“客观主义哲学”,因为都坚持“寻求本质”的立场,认为世界中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待哲学家找到后,便可用以解释人世间的一切现象。 

　　语言论又可分为“理想语言学派(即语义学)”和“日常语言学派(语用学)”两大流派,由于后者已关注符号的使用人和语境,逐步摆脱了客观主义哲学论的束缚,开始转向人本主义,因此下页图1中将“语用学”置于括号中。 

　　图1中的下方框即为“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论”(王寅2012a),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客观主义哲学”,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绝对真理,哲学不是自然之镜。作为过渡人物,胡塞尔虽已提出了很多人本思想,但仍坚持形而上学立场,因此将其划归客观主义(Lakoff&Johnson1980:195)。而他的弟子海德格尔常被视为后现代哲学中人本精神的首倡者,他继承了胡氏现象学“关注人因素”的观点,将其发展为“存在主义”,海氏的弟子伽达默尔又进一步提出“解释学”,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则大力倡导“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共识真理观(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逐步将问题导向了另一个极端———激进人本观。这一后现代幽灵,在众多后现代论者(如萨特、利科、巴尔特、利奥塔、福柯、克里斯蒂瓦等)的推动下,迅速传遍全世界(王治河2006;高宣扬2010;赵一凡2007),从而出现了后现代第二期,其典型特征为“破坏性、解构性、颠覆性”。 

　　以维特根斯坦后期(1953)和美国的奎因(1960)、罗蒂(1979)、格里芬(1993)等为代表的第三期后现代哲学家们认为,我们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因而出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莱考夫和约翰逊当属其中,因为“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就是在批判流行了二千多年传统客观主义和欧陆激进人本观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既具有批判性,也具有建设性。 

　　值得注意的是,图1右侧所划的两个箭头,突显地标出了哲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历程。所谓“单向”,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哲学常循“从感性到理性”或“从理性到感性(唯理论)”的单向研究进路,即要么持感性决定理性的立场,要么持理性决定感性的观点,从而失之偏颇。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主客互动(皮亚杰)”,“主主互动(哈贝马斯)”的“双向法”,但仍有缺陷,我们基于此提出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型(SOS)”、“体验人本观”,意在尝试改进这些研究进路(王寅2009,2012b),基本可代表着哲学界当前研究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