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解构,可以理出从索绪尔到拉康、巴特直至德里达的路数。从一定意义上,西方语言哲学之滥觞于索绪尔,主要在其提出的关于能指与所指及二者关系的创见。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偶然的,用此一声音形象对应彼一心理概念纯属偶然,索绪尔将其归为“约定俗成”。所指的意义得以确立的基础是能指之间的差异,例如,因为“树”的能指不同于“花”的能指,其所指的意义得以成立。能指为所指服务,且二者的关系是固定的。 

　　拉康、巴特和德里达对索绪尔的修正各有侧重。拉康强调能指的迁移和随之带来的所指的浮动,以此来否定二者之间的固定联系。巴特是从文本出发来说明能指的“无尽的”增值,既指文本为“能指的天地”,又力证文本无固定的结构。德里达的批判锋芒则直指索绪尔关于能指差异的理论,他认为,能指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甚至可以无限延伸的。例如,“树”不同于“花”,但与“树”不同的能指多到不可胜数(如“竹”、“麦”等),所以无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固定的所指。德里达还提出所指的“延迟”或“延异”的说法,意谓能指的出现和活跃并不必然伴随着所指的出现,文本可能仅仅是能指的相互指涉,是能指的嬉戏、狂欢和漂移。 

　　既然从能指的差异无法导出与所指的固定联系,既然所指不在场,我们就不能通过能指达到所指,无法从语言的表述系统达到世界的本体(或外在于某一个地方的本原、“物自体”一类)。如此,不仅语言的固定结构不复存在,结构主义从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心理、文化、仪式等表意系统)的固定结构来证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因之而消解。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黑人白领因病去世,妻子希望将其葬于城市公墓,而其族人则希望将其归葬于遥远乡村的部族墓地,遂见之于公堂。其妻之诉请理由是他(逝者)的家在城里,族人辩之曰,那不是家(home)而只是房子(house),只有乡下的那所房子才能叫做“家”。法庭辩论被西方学者从后殖民理论出发,解释为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柔性反抗”的具体表现。逝者的这些族人都是在内罗毕居无定所的和贫穷的打工者,正是他们的处境、他们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使他们拒绝“家”的概念而归之于“房子”。这说明,资本主义体制对个体的规范和询唤一方面会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同时必定会引起个体的身体和头脑的反抗。其背后逻辑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永远无法将自身赖以存在的他者完全征服,亦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非实质上的从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