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从数据上看这两者好像都是伪命题,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它确实是一个严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这里面就涉及如何认识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刘伟认为,当前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经济失衡反映出的新特征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6年之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刘伟说,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 D 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 D P第一次穿越了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标志着中国克服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当代的上中等收入社会。这些成就毫无疑问令人瞩目。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值得深刻地反思。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失衡的发生,既有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刘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内需疲软,特别是消费不足。外需也在影响中国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这就导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失衡或主要的威胁是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在时间上、空间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