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风学社主办的主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清代中国”青年学者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50名青年学者，围绕明清以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这近50篇参会论文，既能体现当代清史青年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和关怀，也能窥见当前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对象的立体化

　　自上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深刻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就清史而言，呈现出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等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的趋势。这在青年学者的研究中就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历史叙述的主体从内部向周边扩散，边疆地区、朝鲜、日本被冠以新的研究面向，他们以“观察者”的身份重新审视清代历史，使清史研究的视角呈现多样化趋势。

　　如彭贺超《清末边疆新政的另类视角——以外籍人士眼中的新疆新政为中心》一文，以清末外籍人士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马达汉、日野强、莫理循等人在新疆任职或游历时留存的著作、游记、考察报告书和图片集为史料，来论述清末边疆的新政，史料、研究思路和切入视角均为新颖。从中可以看到，在外籍人士眼中，清末新疆新政每一阶段每一领域的改革成效参差不齐，新政成果在实际运作中或虚有其表、或表里如一。而他们重点关注了新疆边防实力与军事改革，反映了新疆作为边疆省份的特殊性。也为观察后世研究者构建新疆新政图景提供了重要参照。

　　奚伶的《1880年代日本的“清国货币金融改革论”——以<东京经济杂志>为中心》，从国际金融环境的大背景入手，利用日本民间发行的《东京经济杂志》的新史料，对“日美清货币同盟”的构想进行细致的阐述，文章考察了中、日两国对其不同的反响，以反映日本在1880年代的东亚进行国际金融协调、寻求货币制度一致并最终失败的历史过程。郭阳在《日人所见之郑经“西征”——以<华夷变态>为中心》中，主要依托日文史料《华夷变态》对郑氏军事活动的记述，观察海商们就郑氏的动向作出的不同供述，作者透过这些内容相左的汇报，了解到三藩之乱中不同阵营的人对时局的各种见解，也可看到三藩方面对于反清之举正当性的强调，从东亚这个大的视野中重新考察认识了“三藩之乱”。

　　“周边”在传统史学场域中并非主角，但在上述文章中作者强化了这些叙述对象的主体性，关注了边缘地域及人物的历史参与性，补充了历史中不以主角出现的、以往被忽略的“边缘”，使得历史研究呈现更为立体的景象。

　　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通过与前人对话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和再解释。如卫宇《19世纪上半叶中美茶叶贸易中的假茶问题研究》一文，关注到学界不曾重视的假茶问题，以新发现的1821-1849 年美国在华茶商在广州从事贸易期间的详细数据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当时中国假茶在美国市场流入量进行了估算，并分析了假茶对中美贸易的长远影响。王刚的《荣禄幕府考》一文，详细梳理了荣禄幕府情况模糊的状态，以时间顺序，从甲午之前、从甲午到戊戌、北洋时期、武卫军时期四个阶段分析了荣禄幕府人员的具体变化，并考察了这些人的详细履历和数量，以及对荣禄作出决策的影响，总结出荣禄幕府人数少、成分杂贪员多、流动性大几个特点。

　　常冰霞的《嘉庆朝广开言路下的洪亮吉事件》，以往学者认为嘉庆帝对言渎奏现象一直较为隐忍，直至洪亮吉上书事件才爆发，作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嘉庆帝惩罚洪亮吉“言事违例”，是强化密折排他性和机密性的一种手段。文章将洪亮吉事件放在嘉庆朝广开言路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纵向考察，对该问题给予了独到的解释。陈志辉以《乾隆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为题，利用文集、朱卷、乡试录等史料，结合历史背景，以乾嘉时期的几次科举考试为例，从天算专门之学这个特殊的领域在科举考试中对策论题、四书题和八股文的渗透，力图揭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并非完全僵化。

　　历史发展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流动中的转折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对历史“节点”中细节的深描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历史的变动性，于是就存在一些“转折时期”、“衰败”等形容变化的语汇，历史事物在节点前后甚至能够发生质变。这种基于动态视角的研究，也存在于参会论文中。如姬凌辉以《“琉球案”与黄遵宪对日认识之转捩》为题，运用《黄遵宪全集》、《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等资料，对“琉球案”外交始末再梳理，分析了黄遵宪从“轻日”到“师日”，实现了由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转捩，就此而言，黄遵宪与同为使臣的何如璋、张斯桂相比，其对日思想更富有弹性。

　　黄燕强在《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从章学诚到龚自珍》一文中，从道统转向、经子一体，以及学统的变化，这三方面进行考察，进而认为乾嘉学术虽表面上仍称经学，但在形态与性质上，已然发生了融通经子为一体的转向。这一变化既展示了乾嘉经子之学与汉学之分区，以及与宋学之异质，也预示了晚清、民国经学沉沦而子学复兴的学术意向。

　　韩祥的《略论晚清的财政亏空弥补与财政平衡》，认为财政亏空只是传统财政在统计上的一个抽象化概念，与财政赤字有着本质不同，在实际社会中并不单独存在，只有与亏空弥补结合起来考察，才具有现实意义。阐述了清代财政在咸丰以后出现重大转折，传统的财政体系逐渐瓦解，新增的常例收入，厘金、关税、官业等支撑着迅速扩张的财政支出，而新型的非常例收入，外债、内债、金融垫款等逐渐取代传统非常例收入，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主要手段，使晚清财政收支得以基本平衡。提出，清末立宪对预算财政的初步探索，促进了由传统财政亏空向近代财政赤字过渡的观点。

　　朱江琳对《明清潞绸兴衰始末及其原因分析》，从明清泽潞地区蚕桑业发展的历程入手，在原料来源、上贡数额、商品流通情况几个层面，分析了明清潞绸兴衰始末及原因，认为潞绸最迟兴起于明初，明代中期正当潞绸发展兴盛之时，潞州蚕桑业却急速枯竭，导致其走上依靠他省蚕茧继续生产丝绸的道路，从而为潞绸日后衰败埋下伏笔。最终在战乱、织造之害、气候转冷、丝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在明末清初走向衰败。

　　姜博在《“丙寅洋扰”与清政府在朝鲜涉外事务中的角色转变》文中，就发生在丙寅年、即1866年英、法、美等国入侵朝鲜的事件中，作为宗主国的清王朝的角色作用进行了讨论。作者通过考察清朝对朝鲜涉外事务的态度变化，认为同治以前是从容主导，而在“丙寅洋扰”中法交涉之初，清廷则有意回避，最后迫于形势而开始主动干预。指出，清政府的这种角色变化，反映了清季中朝之间传统封贡关系的瓦解，开始转向近代外交体制。

　　康健的《现象描述与历史事实：“无徽不成镇”俗语考证》一文，考证了“无徽不成镇”这一俗语，认为道光以前徽商处于兴盛时期，在江南各大市镇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在近代，徽商从昔日市镇经济力量的主角退居为配角，普遍衰落，“无徽不成镇”所描述的现象与徽商的历史事实之间出现了很大差距。此类谚语与历史事实的差距考察，有利于全面认识近代转型时期的徽商。

　　不同视角观察下的清代是多面的、立体的、动态的，研究者们重新定位不同历史主体在清代社会中的角色，不过所要警惕的是，过分关注个体、边缘，忽略大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