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６日电（记者任沁沁 刘宝森 王海鹰）最近有法国学者在研究二战史时把二战起始时间提前了两年，从以前１９３９年提前到１９３７年，这一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正在山东举行的第２２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论：“这是欧洲史学界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尝试。”

　　“在很多欧洲人心目中，欧洲历史就是世界历史。对欧洲来说，打破西方中心论，尤其是打破欧洲中心论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说。

　　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漫长的年代里，中国史学主动融入西方。这点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交融的历史中可见一斑。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欧美世界举办了１１５年后，终于来到亚洲，选择中国。史学界认为，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１９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

　　“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罗伯特·弗兰克说。

　　史学界认为，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而如今，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此次在中国举办的大会，第一大主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着重探讨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第二大主题是较为崭新的研究对象：如何书写情感的历史？第三大主题把“革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框架下。第四大主题则是创新。

　　“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和共同价值，世界的一体与文明的传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塞尔日·格鲁金斯基指出，唯有打破欧洲优越感与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才能促使我们进行反向思维，并激励我们永不停歇地自我反问　。

　　“如何构建一种有意义的过去，一种我们可以共享的过去，使它更少地依赖种族中心主义，并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更具批评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现在并从中受益？”塞尔日·格鲁金斯基给出了答案：只有当我们以地方化的各种不同空间来书写它，当把我们居住的地方与所在的地区、国家、大陆甚或全球等不同范围的地域联系起来的时候，所书写的全球史才是系统的、真正探索全球化进程的。

　　明清后期特别是晚清之后，中国史学家便开始主动接受西方治学的一些基本规范、纪律，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史学界一般认为，以前是“中国史在中国”，但后来变成了“中国史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