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刚出版不久就发行了500多万册,受到各方面重视,至今仍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有着很大影响。金冲及的《一本书的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谈的正是这本书的历史。

　　金冲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编写的全过程,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的许多次谈话,并详细作了记录。《一本书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胡乔木、胡绳在主持这项工作过程中的谈话录。正因为如此,金冲及认为自己不是“著”,也不是“编”,署上名字只是表示自己要对记录、整理的东西负责。当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胡乔木、胡绳谈话的内容,他也加了不少旁注,全书总共22万字。

　　为什么在80多岁的高龄、时间花在哪里都要反复掂量的情况下,他不“著”也不“编”,而要整理出版这个谈话录?主要在于“对后人还有点用”。“有点用”,不仅因为这些谈话对后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脉络线索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有帮助,更因为胡乔木、胡绳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他们的谈话对于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出版《一本书的历史》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授人以渔”。

　　在谈话录中,胡乔木、胡绳的一些谈话的确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党史工作者以深刻启示。比如,胡乔木谈道:“许多事情不是成功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不好。”“同样是失败的教训,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你回顾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希望写的时候,这个稿子能对思想界澄清一些混乱,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胡绳谈道:“写作的困难,还在叙事。历史不能脱离事来发议论。”“有的要有概括,不能太琐碎;有的要特写。”“有时要有点议论,这些议论不是脱离事实来写,不是在事实讲完以后再讲几条经验,那常常索然无味。”所以要“夹叙夹议”,“文章要有点波澜”。他们的谈话既涉及思维方法,也涉及治史精神,还涉及具体写作。这些正是当下党史工作者需要努力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