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7日在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前合影，右一为竺可桢，右三为冯玉祥。

　　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能保存至今殊为宝贵。大陆及港台出版的日记中有几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记载，但从总体上估量：由于这些日记作者的学养见识及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或所见所闻不广，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记所录的人事并不重要，至少与政坛大局变化及社会主流动态并不息息相关。　　

1948-1949年是极为敏感的历史大转变时期，许多著名人物的此段日记由于种种原因都被毁掉了。如卷帙浩繁的《吴宓日记》就缺少了1949年这一年的日记。据他的女儿回忆：“尤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最不想失去的两册日记（1949全一册，1950全一册），竟永远失去了！父亲为保存这两册记述了他后半生重大转折的日记，‘文革’前专门托付给住在校外的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惧祸，一举而擅焚毁’，父亲为之嗟悔不迭。”（《吴宓日记·后记》，三联书店，1999年）又如著名学者、曾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的余绍宋的日记，时间长达四五十年，部分在战乱避难时遗失，后来留存下来两部分日记：“《余庐日记》起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讫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春晖堂日记》起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讫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今仅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共二十五年间的部分。”那么1943年至1949年的日记如何失去的呢？据余绍宋家属回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破四旧’活动波及大街小巷，所见所闻令人不寒而栗。我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不知《春晖堂日记》的命运将如何。这时，我想到一位父亲是三轮车夫的高姓同学，就一连几天去找他，想把日记寄放他家，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只好找另一位父亲解放前是小职员的同学帮忙，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把日记收下了。不料第二天他就来还给我，因为他母亲说‘人家都在“破四旧”，你还要把“四旧”拿到家来，快去还给人家。’形势逼人，居民区也来通知各家自行‘破四旧’。于是，百般无奈忍痛烧毁了二十余册《春晖堂日记》、《余氏家谱》以及数千封友人致越园公的尺牍。”（见余子安《先祖父越园公及其日记》，载《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