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海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教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关 键 词】《周官》；《春秋》；章学诚；史学

　　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的观点，学界前贤多有探讨，至于其“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①的看法则较少受到关注。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章学诚的史学。

　　那么六经中对章氏史学产生影响的有哪几部呢？其知己邵晋涵(1743-1796)曾说“章君自谓引义征例，出于《春秋》，而又兼礼家之辨名正物，斯为《文史通义》之宗旨尔。”②后世徐树兰(1838-1902)，则进一步提出章氏“凡所论著，皆胎原《周官》，脉法《春秋》，归魂太史，以经旋史，以复官师联事之规”③。二人都强调礼与《春秋》对章氏思想的影响。从以下引文来看，二人的论断显然可以成立：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④

　　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⑤

　　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⑥

　　《诗》对后世的影响基本体现于文学，章学诚曾称自己对“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⑦。因此本文略而不论。《春秋》因“流为史学”，自然要重视，但《官礼》对其史学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周官》与章氏史学

　　1.《周官》与学术源流论

　　章学诚之子华绂在《文史通义》跋中曾提出：“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⑧此论后为谭廷献(1832-1901)沿用：“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⑨章氏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辨析和认识，固然继承自刘向、歆父子，但最终可追溯于《官礼》。

　　“官礼”⑩一词，章氏的文中十分常见，但其具体所指，并不完全一致。《文史通义·礼教》中可略窥一二：“今之三礼，乃《官》、《仪》二礼合《小戴记》耳。”“《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其实诸记多为《仪礼》，而传《周官》者，非专门之学，即无成书，名为三礼，实二礼也。”(11)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此处的“《官礼》”显然就是《周官礼》，即《周官》，也就是《周礼》。但是章学诚文中所提的“官礼”并非完全指《周官》，如“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于《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藉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12)由上文可以推测，官礼的范围比《周官》要广，可惜“官礼”多失传，存留者只有《周官》，且“夏商典礼，其损益者已入《周官》，”(13)因此章学诚认为“诚有志乎《礼经》，不如以《周礼》六典为纲，而一切礼文，皆依条而归附，此则万事得其条贯，万物得其统宗。”(14)于是，他提及《官礼》时，基本上就是特指《周官》。如他宣扬“溯源《官礼》”(15)的思想，在《和州志》诸序例中多有体现，实际上很多篇开篇都是从论述《周官》职掌开始。如《皇言纪序例》提出“《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官师表序例》说“《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选举表序例》说：“《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氏族表序例上》说“《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

　　“推原《官礼》”这一思想的形成，与章学诚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这一实践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该志的艺文序例中，他提出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的见解。

　　文字是三代的“治法”，圣人设官分职，“《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如此，便“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三代时期学术在观，官师合一，因此形成了以官守为部类的自然分类法，如“《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16)。

　　三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官师分职、治教分途：“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17)官守与学业的分离，导致私家著述纷纷出现。“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18)最初的诸子百家之学仍溯源《官礼》，但到汉初诸子，已出现“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的情况，幸运的是刘向、歆父子懂得推究古代的官师合一之法，并追溯其源头，具体体现为：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19)

　　这有利于了解从官学至私学的传承、演变及各自的利弊得失，可惜这种著录模式除了《汉书·艺文志》外，后继乏人，“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20)“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荀勖、李充等人不能继承《七略》，至于王俭、阮孝绪辈，更是等而下之。《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虽成为后代目录著录的不祧之宗，“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原因就在于“《七略》承（《周官》）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21)

　　总的来说，章学诚对汉以后的学术是如此评价的：

　　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千余年来，奉为科律，老师宿儒，代生辈出，沿而习之，未有觉其非者。体裁讹滥，法度横决，汹汹若溃堤之水，浸流浸失，至近日而求能部次经史，分别传志，题款暑目之微，亦往往而失也。(22)

　　有鉴于此，他提出复“《周官》之遗法”(23)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