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探讨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重要内容之一。早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前,清朝实现了“大一统”之后,在整合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过程中,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开始了构建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努力,而这一过程既可以看做是两大族群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视其为两大族群互动的延续。从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臣民”(国民)塑造的尝试、消除族群分界与确立满洲正统的努力、通过调整政策实现不同族群的整合等方面来看,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是全方位的,最终催生了“中华民族”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 

    【关键词】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族群整合;国家转型

    中图分类号:K0;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9-0162-09 

　　对于清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国内外学界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国内学界多从中国王朝系列和汉化的视角,对其历史进行解读,而近年来在国外出现的“新清史”则强调其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进而试图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及满汉之间的融合,由此形成了观点的对立。近年来,又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清朝国家建构中的蒙古因素,如李勤璞的博士论文《蒙古之道:西藏佛教和太宗时代的清朝国家》即从蒙古信仰藏传佛教对清朝影响的视角,认为“伴随蒙古诸部与满洲并立、联合、联盟、归附,最后成为外藩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满洲国家的国体经历着一个逆方向的建构过程,最终达成满蒙信仰共同体、满蒙间文化的统一。比照关于清朝、满族‘汉化’、‘儒化’等讨论,本文称这个建构过程为‘满洲蒙化’即清朝国体上的蒙古化(Mongolization),具体内涵是蒙古人信持的西藏佛教体现在清朝国家意识形态、皇家精神生活上。清朝踵行这条‘蒙古之道’,稳步地将内陆亚洲一体化,从而自身发展壮大。”[1]实际上,无论是满族的汉化还是蒙古化,清朝的“独特性”,以及李勤璞提出的清朝“稳步地将内陆亚洲一体化”,都是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关键问题,反映着多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对境内不同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整合的状况。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和以往的中国传统王朝不同,清朝的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沙俄势力范围的东扩形成了碰撞,而其统治者“夷狄”的身份也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关西方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还没有形成和传入中华大地,实现“大一统”的清朝统治者即已经开始有意或无意间试图通过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对疆域的范围进行规范,与此同时在弥合族群差异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实现对“臣民”(国民)的整合,其中也包括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 

　　有了红夷大炮的配合,和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相比,八旗军队更具有了难以抵御的威力,实现“大一统”,构建多民族国家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有准备的清朝身上。虽然清朝的统治者经常将其和汉、唐、元等中国传统王朝相比,而后人亦多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延续,但和前代相比,清朝的“大一统”构建还是有着很多不同以往的鲜明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二是试图弥合族群之间的差异,三是塑造清朝“臣民”(国民)。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疆域理论与汉唐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