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与“为国以礼”，出于《论语》的《为政》和《先进》两篇，皆为孔子的语录。前者的语境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者的语境是孔子让四弟子言志时，就子路的粗放表述解释道“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此后，这两个命题成为先秦儒家、汉唐经师、宋明理学先生和历代帝王儒术政治理念与教化的口头禅。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相须互进过程中，二者也密不可分，甚至彼此代替。其实，从正本清源角度出发，仔细梳理，可以发现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拥有权力者要不断“明德”

　　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国，尤其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过分强调“为政以德”与“为国以礼”的紧密联系，甚至互相代替、混为一谈，于是出现“以德治国”的说教。这不仅在实践中带来混乱，而且从儒家的学理逻辑方面来看也欠妥当，因为“德”主“修己”，“礼”主“立身”。前者强调的是主体的内在修持与升华，而且是个无止境的向善过程，故有君子“日新之谓盛德”可与天道“生生之谓易”媲美的表述，意在强调君子修己“明德”乃“日日新，又日新”的神圣过程。后者强调的是个体的外向言行举止如何在群体内中矩得体的范式，因为当时存在“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的实例，故孔子有“不学礼，无以立”的呼声。所以，“为政”突出的是以什么样的资质、秉持何种理念去参政，讲的是主体的道德修持，是本分；“为国”强调的是参政个体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倡导的是个体与群体间的礼乐文明，是本事。

　　当然，主体的“明德”与个体的“行礼”自有一致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子产的厚德是他治国鸿业的根基，这就是“依于仁，游于艺”。没了本分，何谈本事。孔子认为，治国平天下至少有九条法规，谓之“九经”，而“修身”是根本，至于“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当然也很重要。但是，终归“修身则道立”，这是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仁即是生道之本，君子之德由此而来。凭此“日新之德”去“为政”，效果自然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就是“君子之德风”。风吹草自动，君正则臣民多奉其正，君臣规范则草民不乱。“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不言而喻了。

　　至此可知，儒圣“为政以德”的命题是从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出发，立足主体，强调拥有权力者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要求与持久的仁善修持。这里的重点不在突出拥有权力者如何挥舞“道德”的大旗去教训大众与开化社会，而是倡导拥有权力者尤其是位高权重者首先要自己不断“明德”，而且持之以恒地“明明德”，是“君子慎其独”。孔子讲“道之以德”，重点也在倡导统治者要以德为道，即首先要具备和存养发自内心的孝悌仁爱之本，本立而道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赞成《尚书》的孝悌即“施于有政”，当然也肯定自己践行孝悌仁德之教是“为政”，因为宗法制是社会的底盘，无孝悌则乱了家与国的根基。

　　孔子倡导“复礼”不合时宜

　　在孔子的观念中，“为政”与“为国”仍是有区别的，因为个体运用权力，落实合理规则，使社会有序而和谐，才是“为国以礼”的内容。虽然《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且从形而上讲“礼必本于天”，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礼之初，始诸饮食”，而“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孔子态度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以来西周礼乐制度处于完美状态，覆盖主流社会各个层面，是促成礼仪之邦的根本，实际上收到的是“礼法”的效果。比如《礼记·月令》规定，春季不得掏鸟窝、猎孕兽，甚至不得砍伐树木，这不就是保护生态之法吗？读《仪礼·乡射礼》，不免让人感受到强调礼乐结合而又关注身心协调的射箭比赛竞技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