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岁到9岁那两年,柳亚子遇上了一位患“爱国病”的老先生凌退修,他本是柳家老亲,又是柳亚子大姑母的公公,柳亚子称呼他舅祖父。

　　凌退修饱读诗书,中过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在河南任过一任知县,因私自开官仓赈灾而被开缺回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凌退修忧心如焚,不几天狂吐鲜血,卧床不起。一位与凌退修相熟的老中医说,退修先生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姑且叫做“爱国病”吧。

　　当时,有名的大善士、苏州电报局长谢绥之前来探病。绥之和退修曾经一起在河南做官一起赈灾。儿媳就与谢局长商量,请他帮忙。第二天,苏州电报局有一封“绝密”消息发到凌公馆,说俄德法三国开始干预中日战争,日本若不就范,俄即出兵西伯利亚,德法二国誓为后盾。读罢电报,退修先生血不吐了,晚上还吃了大半碗稀饭,几天以后竟起死回生了。

　　与大姑母形影不离的柳亚子,亲眼看到了舅祖父从奄奄一息到起死回生的情形,也看到了舅祖父那种要死要活的“爱国病”的精神。

　　1895年5月的一天,一位探病的朋友无意中将一张包裹礼物的旧报纸落在了凌退修家里。报上登载着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凌退修看罢,立即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临终之际,凌退修说:“我们中国,讲大体,讲远景,是不怕的……只是我已病入膏肓,不能像河南赈灾的时候,替国家再出一番气力了……”数日后凌退修就寿终正寝了。舅祖父那死不瞑目的情形使柳亚子终生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