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夏衍（左）与曹禺（右）在广州重逢

　　7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正是截稿和拼版的时候，传来了日本天皇发布投降的《终战诏书》，整个报社沸腾了……正在报社的代总编辑夏衍一夜未眠，当他凌晨看完清样下山进城的时候，整个重庆锣鼓与欢呼响彻夜空！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夏衍是在1942年4月9日从沦陷的香港脱险抵达重庆的，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一手握笔办报，另一手扛起了戏剧抗战的大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团结了一批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开展大规模的戏剧抗战活动。连续4年的“雾季公演”，上演了200多台救亡爱国戏剧，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话剧黄金时代，更是极大的鼓舞了民众团结抗敌的必胜信念。

　　抗战使夏衍有了新闻和文艺两面作战的实践和经验，他深深地懂得，新闻的宣教可以是匕首，是刀枪。可是，文艺的力量却有可能是氢弹！在抗战的烽火中，夏衍不仅四方奔走为未来的新中国凝聚起一批文化戏剧中坚，同时自己也写下了《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复活》、《芳草天涯》等一批优秀剧作。本报特邀夏衍孙女、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沈芸，讲述戏剧抗战活动中，那个作为文化人的夏衍。

　　——编者

　　1937年，文人之笔亦如武人之剑

　　时间：一九三七年四月，黄梅时节的一日间。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海屋檐下》第一幕这是我祖父夏衍在1937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创造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这是前夜，压抑而胶着。“抗日战争快要到来了，不应该写得太灰暗，所以这里我也用了隐喻的笔法。在剧本里借用赵振宇的话，说天是不会永远下雨的，恼人的黄梅天气总是要过去的，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他在1956年是这样回忆的。

　　1937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这一声惊雷是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那一场暴雨便是上海的“八一三”大轰炸。“剧本是在七月下旬脱稿……我们在8月1日读剧本，3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