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仅仅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利润收入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减少劳动收入差异的政策。

　　《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是美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的代表作。该书出版之时，正值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恶浪回潮。在资本主义世界，该书犹如黑夜中的灯塔，为因资本肆掠而无助的人们照亮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2010年，该书的中文版时隔十余载后进行了再版，罗默应译者之邀，在新“序言”中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两点修正。

　　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罗默曾经提出的“虚拟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资本收入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因此，必须制定一个规则限制资本收入，于是就有了将公有企业股票等量配发给每个成年公民的设想。但是，在新“序言”中，罗默认为这个理论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收入已经取代资本收入成为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其根据是皮克蒂和萨埃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高收入的演变：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角度》（2006）一文，该文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了自1916年至2000年间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结构变化，即资本收入有递减趋势，而劳动收入在扩大，并在1996年至2000年间逐渐成为主要收入。所以，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仅仅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利润收入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减少劳动收入差异的政策。为此，罗默给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强化教育平等，尤其是加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的教育，通过教育让这些孩子在劳动市场上对技能劳动和技能职业具有竞争力。二是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在罗默看来，美国体育明星、大集团公司的总裁与CEO和电影与电视明星等高收入群体的高额劳动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而这恰恰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运行良好的征兆。但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的推动下，这些人获得的收入超出了他们为所从事工作付出的劳动，所以应征收高额工资税。

　　改造人的平等偏好比设计制度更重要

　　罗默原以为，在不改变人们偏好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通过设计出一种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可以实现公民之间的财富分配平等。但从安然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等接连爆出的丑闻中，罗默看到了单纯依靠规则制度的局限性，“如果人们是自私和贪婪的，那就没有什么规则体系不能被规避”。所以，他认为，改变人的偏好和价值观比社会平等制度设计更重要。那么如何改造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呢？在罗默看来，寄希望于人民通过阅读“小红书”而达到改造自身之目的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从物质条件出发“去发现社会团结的运动规律”。罗默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公民面临着“同质性风险”时，比如相似的贫穷和外来的战争风险，他们会表现出空前的团结，而在此时要设计一种人们都愿意投票赞成的社会保障计划就比较容易获得通过。随着福利保障制度的起步，人们的价值观和平等偏好也会相应变化：“他们逐渐喜欢伴随社会保障的条件的平等”，后者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扩大福利国家的程度。罗默引用两个事例验证他所提出的社会团结运动规律：一个是欧洲福利国家的例子，相似的教育水平和生活风格，使得欧洲人面临着相似的失业和疾病风险，同时，二战又使得欧洲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陷于相似的困境，这两个风险同质化因素推动了欧洲大规模地发展福利国家。另一个是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风险同质化，他们都失去了工作和财富，因而促进了社会保障法的迅速出台。

　　以上罗默的这两点修正代表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

　　那么，劳动收入是否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皮克蒂和萨埃斯发表的《高收入的演变：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角度》一文，是罗默做出第一点修正的主要依据，但是该文的可靠性受到了雷诺兹的质疑。他认为，皮克蒂和萨埃斯的统计方法存在问题，以个人税收的申报为依据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因为对于个人收入的构成来说，资本收入的税率要比劳动收入的税率高，所以，人们在填写税单时会进行人为的操控。因此，究竟是资本收入还是劳动收入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元凶仍然有待商榷。

　　改造人的平等偏好又是否重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罗默的第二点修正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两个境遇差别很大的群体，那么处境优越的一方必定会阻挠收入的平等分配，但假如发生一场经济危机或外来战争将社会各阶层的风险同质化，那么社会福利政策则很容易达成一致。但是，罗默过分强调外在因素（突发事件）对一个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公民平等偏好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契合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分配公平的互斥性。

　　最后，罗默仅仅依据一些著名企业的破产和金融危机的频发得出改造人重于制定规则的结论，这显得有些草率。因为企业的丑闻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市场（不正当）竞争的产物，恰恰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予以规范；金融危机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需要的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