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美】熊玠 著 李芳译 湖北教育出版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源自历史，也根植于现实；既是绵延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红利；既凝聚了国人的共同期待，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光。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熊玠（James Hsiung）在新近译为中文的《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一书中，从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等跨学科融合的维度，尝试探寻大国复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道路，为丰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复兴解读。

　　第二次崛起

　　理解复兴的含义，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与14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进行类比。但中国正在经历的民族复兴，显然有别于600年前的那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大国复兴》的英文原标题，对于诠释中国的民族复兴更为贴切，那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熊玠把古代中国定义为超级强国，不仅经济实力超强，在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自唐代以降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这个阶段也是相对于目前中国第二次崛起的初次崛起。

　　对于强盛的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惊叹不已。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对世界经济千年发展史的定量统计，使人们可以从数字上更直观地认识中国的第一次崛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总量上，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在公元十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1500年到1820年，尽管经济发展有所停滞，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处在农业文明的高峰时期，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

　　历史演进从不遵循一帆风顺的线性模式，如同自然界中生命体枯荣交替的生命周期一样，王朝统治的僵化一步步把中国拖入衰落的陷阱。明代中期后，中国进入停滞衰落期，1500年到1820年的300多年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拉开了与中国的差距。到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和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1.8倍和10.5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建立在古代中国长达千年的第一次崛起基础上，熊玠十分自然地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称为传统文明大国的复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又一次跨上了国家发展的高峰。相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书中对第二次崛起的现实成绩描述不多，因为当下中国仅仅是处于复兴之路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对一个时间点的评述很难反映出第二次崛起的全貌。

　　文明的积淀

　　熊玠教授的本业是国际关系研究，在对历史传统的认识上，与基辛格博士的思路相近，他们都把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体系作为国际发展格局的蓝图，也都相信，历史传统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熊玠看来，中华文明延长迄今而历久不衰，既体现了文明的生命力，也为中国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基础与动力。中华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得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自我调整，主要受两大类因素影响。第一类包括生态地理因素、“天道”等半宗教因素以及历史的巧合；第二类因素包括统一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举制度，这保证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续中国固有的政治秩序。这样的判断与众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观察不谋而合。比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中就指出，中国优秀的官僚制度是保证中国强大国家能力的基础。

　　传统的力量来自于积淀与调试，一成不变地继承传统可能会导致僵化，而彻底抛弃传统也可能引发历史的割裂。中华文明的力量，体现在传统的历久弥新上。儒家思想和贤能官员选拔形成的秩序、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效率相互融合，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内容和不断发展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