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风格，使用中国话语，要能为开辟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供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没有任何意义。

　　立足中国国情

　　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人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人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因素和这些因素所带来的既定状态。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不可选择的，都是既定的，甚至是特定的。任何主义、思想、理论如果不与具体的国情相适应，就会水土不服，甚至误国误民。顺应了国情，则不仅理论有大发展，实践更会有大收获。

　　20世纪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盲目搞“城市暴动”就是因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脱离了中国国情。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策略则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用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之所以能超过吃洋面包的“钦差大臣”的哲学思维，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哲学认知与自觉哲学顺应。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至少要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毕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当下的中国呈现出一系列与过去很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重大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地与变化了的今日中国国情相结合，作出新判断、新回应与新举措。

　　解决中国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能变成只是拿在手上的箭，连说“好箭”就是不发射。好箭是用来射特定目标的“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有的放矢”，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矢”，射中国这个“的”，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哲学基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开除“球籍”；民族不复兴，无颜担当龙的传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到21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是为实现人民富裕、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梦”提供哲学支持。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过上更加富裕、更加有尊严的生活，让亿万中国人民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由人民群众主导，由人民群众决定；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能为人民群众共享。

　　三是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作出哲学指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必须有一条正确的实现途径，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雄辩证明这条道路是唯一可行之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的理论保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最重要的哲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