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公共空间，在反映与建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电影曾以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也成为民族精神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

　　公路电影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通常是以旅程为叙事背景，人物在实现旅程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生命的体验与自我心灵交流。从新世纪开始，随着中国电影类型化的日臻成熟，以《走到底》为首部公路题材的公路电影开始步入观众的视野。继而，《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无人区》、《心花路放》等更宽泛意义上的公路电影以“旅途”作为文化符号，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及当代文化生态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成为考察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精神生态的表征。由此，公路电影理应成为推动思想话语被感知与传递的重要力量与方式，而中国电影不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与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也依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命题。

　　电影叙事参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电影被称作“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建构的形象最初往往是作为“审美形象”而存在的，这种艺术范畴中的“审美形象”会沉淀为哲学思想中的“观念形象”，直至凝结成为“价值形象”，而这些过程直接构成了民族精神生活与美感生活独特记忆的内容，电影业也成为民族艺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传承者。电影叙事的深层结构更多体现在叙事模式上，比如中国观众经常看到的美国电影一般习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以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为切入点，讲述有关人类终极走向的恢弘主题；或者以英雄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反暴力“拯救”世界的形象出现。按照电影叙事结构的逻辑关系，美国人不断摧毁那些象征毁灭正义的异己力量，折射出其自身成为“人类家园的保卫者”的隐喻。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叙事参与建构了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会带来强烈的归属情感与精神诉求，迫切需要精神生产者和主流话语的提炼与引导。

　　公路电影一般会将“公路”设置成为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文化符码，预设了理想主义式的流动地理空间的存在，协助生命个体看到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下带来的伤害，从而通过旅程中的景观变异彰显一种未知远方的召唤，从而不断获取找寻曾经失去的力量源泉与精神家园的力量。电影《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不同程度地在描摹放逐—逃离—寻找—救赎—回归的话语模式，通过社会转型时期生命个体对世界的认知考察，将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精神生态与价值构建等问题置于影像话语的框架之下，以期实现自我反省与批评的自觉。

　　如果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个体在此必然过程中被重置了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随之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意识与身份认同意识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其所蕴含的价值向度的偏移也成为时代语境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人在囧途》中的牛耿与李成功，《人再囧途之泰囧》中的王宝与徐朗是二元对立的差异化价值模式的存在，他们虽处于不同的生命空间却互为镜像存在，在不断矛盾与对抗中交集与融合，在走出城市步入新的地理空间后不停地找寻归途，在城市复杂的时空网络中找寻根基与脉络、激情与方向。城市现代化被放置在社会现代化的前台，这让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身份与精神生态发生了变化，而将城市个体的精神成长作为考察对象进行观照，也可以说是公路电影回应这种变化的一种文艺实践。

　　情感体验有助于接受叙事中的文化逻辑

　　作为融合了文化艺术、传播媒介、文化商品等诸多身份的电影，以自身的特质让时代的主流记忆在光影之间逐渐渗入文化接受者的潜意识层面，观影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接受隐含在叙事情节中的文化逻辑，以实现人类共有的美好理想、价值准则与生命情感等恒定性的文化精神价值的认同。中国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话语实践，承担着思考、构建与表达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作用。公路电影《无人区》就以黑色元素与暴力美学控诉了几乎变成支配人、控制人根本性力量的工具理性，为人被视为推动契约规则的组成内容而最终导致灵魂陷入虚无与荒诞而唏嘘。《心花路放》则将人物设置在近乎欲望泛滥与风景如画交织的三千公里的猎艳之旅中，在体验人生境遇中让荒诞化、狂欢化的肉身刺激最终被诉诸真诚情感的力量所取代。

　　影像叙事所传达的价值理念能够深入接受者心里，从而逐渐促成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电影叙事话语在显性与隐性层面成为承载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重要载体，需要将经典文本、集体记忆与情感经验等“缝合”在电影的叙事体系内，以微观生存形态的视角关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情感，实现影像的多重修辞功能的话语表征。公路电影通过个体经验式的叙事迎合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审美取向与消费心理，却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思考历史、人性、民族性等宏大问题的深度，难以担当起电影应有的文化责任感。电影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成为人类生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应当成为促进人类艺术精神升华的活动，应当在现代世界交往中展示对大真、大善、大美等恒定文化精神价值的理解，改变电影中有关历史感与民族意识遭受到空前的淡化与牺牲的现状，以确立民族的文化身份并保留独特的文化个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样式，中国电影需要增强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最有价值的、富含中国式哲学理念的叙事文本的自觉意识，选取能够代表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状态的故事，通过对自然地理背景、文化和政治地理符号的描摹实现影像叙事的象征意义，以带有民族根源性精神的传统阐释当下日常生活，从个体身上的人性角度反观时代的精神变迁，同时更好地实现电影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公路电影实现民间叙事与主流叙事的融合

　　电影叙事的灵魂在于其传达的精神理念，是否具有民族精神内核决定了电影本身究竟能走多远。作为本土重要的电影文化资源，中国文化的精髓及民族精神需要经过电影叙事实现建构现代中国社会心理的理想模式。因而，电影的叙事也成为一种话语方式或思维方式，成为文化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的一种过程。公路电影以表现小人物、边缘人物等带有草根特性的民间话语系统，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社会心理与精神生态，叙事中没有宏大的话语形式，但实现了让民众拥有自己言说的机会与话语权。

　　在中国电影逐步类型化发展的语境中，公路电影叙事的本土化书写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主流叙事和民间叙事、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转换，并逐渐形成独特的叙事话语。公路电影的民间叙事应与主流叙事之间实现互动、碰撞与对话，共同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拆解、组装与缝合，以自身特有的叙事智慧对中国电影进行必要补充。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博大文化传统的文明体，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存在文化基因的谱系性依据，是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精神依据，但就公路电影的考察而言，其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与共享价值是缺失的，中国电影的这种生态状况也体现了当代文化构建与发展的现实状态。中国电影有必要将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放置于全球视野与人类意识之下，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碰撞、对话中对民族文化资源重新拆解、组装、阐释，将个体人性的光辉与民族自信的力量作为电影的人文主题。要善于发掘全球化时代电影话语多元意义维面与语境，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对话交流中传递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及对自由舒展灵魂的向往。要以审视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为主题，将积极、向上、强大、进取的国家形象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并以真诚的态度展示给全世界。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