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构筑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力量不可忽视。

　　长久以来，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被老子、孔子、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建构出来的。那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时期的古典中国形象。诗礼传家、温柔敦厚、超然淡泊、亲近自然的古典中国的文化魅力曾经泽被四方，饮誉世界。但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大举入侵，古典中国土崩瓦解，文化自信心也被现实的生存危机一同击溃，大部分中国作家随之失去了建构中国形象的自觉、信心和能力。

　　到了五四时期，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等大力引进“民主”和“科学”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陈腐因素加以批判，激活传统的创造性因子，从而昭示了振奋人心的新文化冲击下的现代中国形象。在这个阶段，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西方与东方等因素互相激荡、相克相生，因之现代中国形象不再如古典中国形象那样单纯、雅致，而是黑白混杂、斑驳陆离。譬如鲁迅作品对国民性批判就相当彻底、激烈，呈现的国家形象具有阴郁、绝望、轮回的特点。但鲁迅批判精神的存在本身，就面向世人建构出了现代中国蓬勃向上、反抗绝望、不断超越的昂扬形象。能够塑造出阿Q形象的作家本身就不大可能是阿Q，而一个能够反思阿Q精神负面性的民族，就是一个开始超越阿Q的大有作为的现代民族。正是鲁迅的这种精神不断地孕育着随后的现代作家。像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就呈现了青春有为的年轻一代是如何摆脱传统的沉重负担走向自我解放的，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生命三部曲”就展现了那些富有生命强力的中国人是如何为自由、为幸福、为尊严而奋斗的，老舍、张爱玲等则在都市民间中发现了中国人绵绵不绝的生命力，而废名、沈从文等则在乡村民间中发现了传统中国的优雅魅力。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现代中国形象开始渐渐确立，并赢得了认同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