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珺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低端产品供给过剩，而中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部分传统物质生产部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公共服务行业供给短缺。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意味着我国今后将把工作侧重点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以破解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结构性难题。

　　一

　　仅从需求侧入手解决现阶段结构性问题是不行的。因为需求侧视角主要是用来调总量的，而不是用来调结构的。从需求侧入手，无非是抑制或刺激需求，抑制需求是让已变化了的需求结构适应没有变化的生产结构，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情况形成的供求均衡是不断萎缩的。刺激需求是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扩大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实现供求均衡。然而，随着扩张性政策的实施，一些低端生产活动不仅不会退出生产领域，反而在价格上涨下又有了生存甚至赢利的空间，这样，结构性问题就被掩盖了。当增长回升后，价格也往往有所上涨，为了抑制价格上涨，经济政策又会从扩张转为收缩。这样，在增长回落时，结构性问题又冒了出来。由于增长对就业有直接影响，为保增长又会推出新一轮的扩张政策。可见，在这种需求侧管理的循环中，每次结构性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反而被不断地积累下来，日益严重。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才能形成合力，实现保增长与调结构同步。

　　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是存量。从国内外历史实践看，优化存量结构的调整方式有三种。

　　一是用行政手段实现的物质平衡，它见效快但忽视了市场竞争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这种供求平衡是缺乏效率的，而且，特别是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计划部门难以动态且准确地掌握供求变化的信息，人为实现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供求平衡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决定了配置资源方式必须从行政手段向市场手段转变。

　　二是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结构的改善。在价格差异、产业政策等引导下，每年投到不同部门与产业的新增资源不一样，每年的增量在第二年就会转变为存量，进而会逐步地改变存量结构。高收益部门的存量在整个社会总资产价值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低收益部门的比重则逐步下降。这种调整不容易引起过大的震动，但见效缓慢，而且缺少一种退出机制，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有其他调整方式的有机配合。随着存量规模的增大与增量进入放缓，如果只有资源进入，而缺少退出，那么，存量资产过剩就不可避免，既不利于存量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无法形成一个结构优化的动态平衡机制。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我国主要采用了这种方式来调结构。当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供给短缺，提高供给能力是政策的重点，总体上看，存量资产的过剩压力并不大，所以，这种方式基本上适应了这个发展阶段的需要。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许多制造业产能过剩。2008年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调结构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仅靠这一方式的不适应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