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新型智库的规模、产出和信誉均有所提升。然而，中国智库的总体质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迄今还尚未涌现出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从整体上来说，大多数智库都比较偏重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和宣传，相对独立、可操作性强、管用的研究较少，创新性以及开放活跃的讨论也都较弱，同质化重复建设的问题较为突出。智库建设的质量不高，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影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而且还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破解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转型发展难题，客观上要求决策咨询制度和咨询市场不断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建设“质量型”新型智库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尤为迫切。

　　体制缺陷是“质量型”新型智库建设的最大障碍。建设“质量型”新型智库，必须依照智库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逐渐破除传统智库管理中的体制藩篱，协调体制属性和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实现由政府的附属部门转变为具有独立性较强的政府“外脑”，以此来激发新型智库追求高质量的内部动力，不断提升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改革“谋”与“断”不分决策体制

　　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智库大多是官方、半官方智库，他们与决策中枢系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其经费来源基本上是由政府财政负担，研究人员也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在这种体制格局下，决策过程局限于政府系统内部，政府决策中邀请智库专家论证时大多是事先定好“调子”，仅是需要一个“可行性论证”而已。这样一来，大多数官方、半官方智库对事关战略利益的探索性课题鲜有主动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成果中官话、空话过多，独立性、批判性、创新性的成果较少，决策咨询过程中的“智力空投”现象较为严重。究其根本，在于“谋”与“断”分工不够清晰，甚至没有“谋”的制度设计，只有“断”的结果实施。

　　如果集“谋”和“断”于一身的政府决策及决策咨询体制不改革，高质量新型智库建设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在现代决策过程中，决策系统和咨询系统是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两个系统，不能合而为一。对于政府决策者而言，智库专家存在的价值是为政府提供理性决策“外脑”，更重要的是，智库专家的政策分析是政府决策者客观评判各利益相关者不同政策主张科学性与否的重要工具。因此，要切实把新型智库的决策咨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深入政府决策者的思想，并且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将决策—咨询机制予以规定，形成中枢系统与咨询系统的良性互动，既保证谋、断相互独立，又做到以“谋”助“断”。

　　提升决策咨询系统社会化程度

　　科学决策的关键是看有没有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多样化的决策咨询组织。“多样化”体现在智库的组成多样化，体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决策者作为参考备选。当前，政府决策咨询主要是由政府部门内部的政策研究室承担，受条块分割体制影响，政策研究室的运行机制不够灵活，难以针对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自行选题进行深入、自主的研究，有时不得不服从某些部门的局部利益，这种情况制约了决策咨询的独立性。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决策咨询主要还是“个体咨询”，决策咨询人员往往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传达给中枢机构，其最大弱点就是偏好明显，在进行咨询时片面强调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容易对决策产生误导，这势必会影响决策质量。究其原因，在于缺少社会化这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