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都是一个热点问题，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尤其是土地政策更是关注的焦点。新型城镇化开局之际，众多学者就集体土地入市之命门进行了直接的交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周其仁教授在2010年2期《国际经济评论》发表《还权赋能——成都市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认为，成都市城乡统筹成功的经验是通过确权确地将农民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再利用城市化加速的机遇，释放级差土地收入的能量，借土地流转与建立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市场，形成了农民与各相关利益方共同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的格局。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南京师大学报》2013年4期撰文与周其仁商榷（编者注：破除“还权赋能”的迷信——与周其仁教授商榷），指出成都城乡统筹经验的本质是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安排框架下，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主导并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快速扩张，并相应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提高城市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从而形成巨大的经济总量；这个经济总量的一部分投射到不可移动的土地上面，形成土地级差地租，以适应城市扩大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使得城郊农村的土地具有了远高于农业用途的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由此形成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中的良性循环，进而为顺利完成城市化的历史性使命提供了可能。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在2014年2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上发表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向何处去》的文章，就城镇化中的土地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不断纳入城市规划区内的农地转为市地，其土地所有权应当如何安排和如何改革，还是一个认识模糊和混乱的领域。其实，解决农地转用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保障该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保留一部分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归这些失地农民使用，是对原住民生计的最好保障，直接拥有俗称“大商品房”用地也是他们最欢迎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指出，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要靠进一步城市化。与单纯的土地城市化不同，还需要人的城市化。这一逻辑在其《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中已经解释过。因此未来与城市化相关的公共政策就要着眼于破除制度藩篱，解开束缚城市化发展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