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等

　　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以来，社会各界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关注此事的学人仍有一些不解之惑，并主要集中于2号墓表现出的“多面性”或者说是“两面（重）性”的问题，如墓葬规模是帝陵或是王陵？埋葬礼俗是厚葬或是薄葬？墓葬特征体现出的是汉家礼俗或是魏晋文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略作解析。

　　安阳西高穴发现的“曹操墓”应为魏武帝高陵

　　“曹操墓”是今天大家的俗称，对应的是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2号墓。文献记载中曹操对自己的死后安排有《终令》和《遗令》两篇，《终令》中提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曹丕在同年十月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晋书·礼志中》：“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这些文献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曹操的埋葬之地称谓是高陵，其中的差别是魏武王高陵和魏武帝高陵，魏武王时期的高陵从公元220年二月丁卯开始止于同年的十月，之后的称谓应该是魏武帝高陵。

　　既然埋葬地称作陵，就汉晋时期的陵寝制度而言，就不应是简单的一座墓，曹操高陵虽然号令薄葬，没有了高大的封土，对应的陵园面积不及一万平方米，但陵园墙内仍然规划了主墓两座（1、2号墓），陵园西半部有若干陪葬墓。目前考古工作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文献记载的“祭殿”“石屋”等建筑遗存以及陪葬墓的特征相信也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在1、2号墓墓道的两侧存在对称的长方状、磬状的坑，发掘者初步认定为建筑墓葬时所用的支架坑。经观察，1号墓墓道两侧只有长方坑或方形坑，2号墓墓道两种坑并存，方形坑打破了磬状坑，这也是2号墓二次合葬的重要证据之一。

　　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的问题

　　在论证西高穴2号墓的级别时，出现了比较矛盾的现象，强调其墓葬高规格时，往往关注它与帝王身份相称的文献及考古证据，反之，“倒曹”的话语中，更加强调了“负向”的特征。那么，曹操高陵究竟是帝制或是王制？笔者认为曹操高陵属于王制的级别，又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但主要是王（魏王）制。

　　首先，之所以说它是王制是基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两方面的综合判断。《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曹操年轻时的理想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随着曹操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到了公元216年五月，汉献帝下诏“以魏公曹操功德极天际地，伊周莫及，宜进爵为王。献帝令钟繇草诏，册立曹操为魏王”，两年后，曹操作《终令》时，已经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誓言”抛到了脑后，开始憧憬“汉制亦谓之陪陵”的梦想。从公元218－220年两年时间预作寿陵的结果看，曹操的墓葬应当是按照王制来设定的。考古发掘表明，西高穴2号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这样的大小和洛阳已经发掘的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谥曰壮侯曹休墓的面积（墓室东西长15.6米，南北宽21.1米，深10.5米，含墓道在内上口总面积约550平方米）相比略大，与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面积（平面呈方形，南北长26.75米，东西宽20米，加上墓道长50米，宽4.5米，总面积为760平方米）大致相等，与已经调查的东汉帝王陵的墓室面积，如大汉冢（刘秀原陵）的2278平方米又有大幅的差别。也就是说2号墓的规模大小，基本上是小于东汉帝陵（不含附葬性质的帝陵如冲帝怀陵、殇帝康陵），等同于东汉的诸侯王陵，大于侯或两千石级别的墓葬。

　　其次，之所以说它掺杂了一些帝制的因素，是因为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王曹操在出行时已经比拟天子之仪，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在这种情况下，后人为曹操安排丧葬之际，随葬物品中埋入一些比拟帝陵葬制的物品，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圭和璧的使用，十二瓦鼎的随葬等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