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为晚清文献学家，精于词学，以选词论词而称巨擘。所著《复堂日记》，上起同治元年，下讫光绪二十七年，论学谈艺，首尾一贯，极具学术价值。早年，此书经钱基博、钱钟书二位先生表彰，其文学价值已经为论者不断推扬，而蕴含其间的史学价值，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学术史角度的价值阐发，迄今尚未展开。

　　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筚路先行

　　嘉庆中，清廷重开国史馆，创编《儒林》《文苑》二汇传，揭开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序幕。讫于道咸之际，遂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儒林传稿》、唐鉴《学案小识》诸书的问世。诸家所著，虽寓梳理学术源流之意，但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则皆以人物传记为主，为个案的排列组合。因此，着眼学术传承进而分类聚群，论究入清二百余年间的学术嬗递，便成为推进学术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堂日记》载有同治三年谭献长文一篇，记录了作者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考。该文立足一个“变”字，上起明末清初遗民诸家，下迄道咸二朝今文经学诸儒，开宗明义曰：“本朝学术盖尝三四变矣。”至于具体的变迁途径，作者则归纳为“国初稍尚浮华，遗佚中有深粹者则别出。一变而为疏谬，再变而为琐屑，三变而始为经学。经学亦滥觞于明之遗老，绵延授受，至此大昌。”谭献对入清以后学术演进的梳理，以乾隆初苏州惠氏的崛起为分水岭，他说：“惠氏一门即于是时萌芽经术，故饾饤嵬琐之习渐衰，而六艺古学起矣。极盛于乾隆季年，益精于嘉庆，遗经端绪皆有条贯，六书九数如日中天。于是乎有清之学跨越千载，由唐以来，不愧儒林之传者，惟今日耳。”

　　与之相应，《复堂日记》于同治三年还录存一份《师儒表》。以学术好尚及其成就为类，上起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道咸刘逢禄、邵懿辰，共著录入清以后学者一百余家。表中所列类目，依次为：绝学一，名家二，大儒三，通儒四，旧学五，经师六，文儒七，校雠名家八，舆地名家九，小学名家十，提倡学者十一。其中第十类之小学名家，又包括《尔雅》之学、《说文》之学、声韵之学和金石之学四目。

　　谭献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努力，散见于其后历年的《复堂日记》之中。虽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逝世，最终未能撰为完书，但是作为一个先行者，其筚路蓝缕的创辟之功，理当予以肯定。正是受其影响，清末民初一代又一代学者继起，始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诸家论著的问世。

　　论究常州学派，开一代风气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以江苏常州为重镇。乾隆中，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开公羊学复兴先路。经其侄庄述祖承前启后，光大其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崛起，渐成一脉，因而有常州学派之称。以往前辈学者论究常州学派，多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据。其实，如果要追溯开创之功，则当推源谭献的《复堂日记》。

　　据《复堂日记》所述，咸丰末，谭献幕游八闽，同治元年，在厦门与避地海滨的戴望订交。受戴氏论学影响，知常州庄氏所表彰的《春秋》公羊学旨在由大义以通微言。于是由读宋翔凤《过庭录》、庄述祖《珍艺宧遗书》入手，发愿以探寻西汉今文经学的茫茫坠绪为己任。同治二年，再读庄存与《尚书既见》《春秋正辞》、刘逢禄《书序述闻》，服膺庄氏家学而喟叹：“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庄氏一家，皆第一流。”且称：“刘申受《书序述闻》，说《尚书》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谓庄氏家学精于惠、大于王矣。”同治三年撰《师儒表》，遂将常州庄氏祖孙归入第一类绝学之首，依次为“庄方耕先生家学，从子葆琛先生，孙绶甲卿珊，葆琛二甥刘申受先生、宋于庭先生”。同治八年，“常州学派”一语首见于《复堂日记》，他说：“庄中白尝以常州学派目我，谐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当也。”《复堂日记》中对发端于庄氏的常州学派大力表彰，认为庄氏一门，张惠言、张琦兄弟、李兆洛、董仕锡、董祐诚、洪亮吉、孙星衍等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皆尝私淑”，其成就是黄景仁这样的诗文名家也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