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词乐的逐渐消亡，词更多的是作为抒情诗而不是音乐文学在发展着，其境界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清代以后，词为“小道”、“艳科”的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作家们眼中，似乎已经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了。但是，当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诗坛上有人尝试着新的变革，并打出“诗界革命”的旗帜时，词却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这一现象值得深入考察。

　　一、“诗界革命”的提出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口号，其提出的时间和人物，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从创作实绩及其所体现的观念上看，胡适认为最早的倡导者是黄遵宪。黄氏作于1868年的《杂感》，即在理论上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1] 96。不过，《杂感》中所说的一些观念，如“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等，理解为新的时代要求固然可以，理解为和传统上独抒性灵一脉相承的精神也未尝不可，毕竟没有特殊的规定性。因此，胡适本人也无法自是，于是又引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在1896和1897年前后，夏曾佑和谭嗣同由于追求新学，好以新名词入诗，也是“诗界革命”的开始[1] 94。但是，好新学而以新名词入诗，是否就是“诗界革命”的内涵？梁启超曾经指出：“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2] 这种批评性的语气，无疑无法作为“诗界革命”的支撑。因此，现在人们更多地相信“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的。在写于是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明言“诗界革命”所具备的三个要素，即新意境、新语句和旧风格[3] 189-190，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界革命”的开始。

　　其实，如果把“诗界革命”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这三者或许并没有多大的矛盾。黄遵宪所提出的观念虽然并没有具体说明，但由于他是“诗界革命”的主力，因此其中的观念仍然可以放在这一潮流中看待。而新学之诗和“诗界革命”本来就是血缘相通的，而且时间也非常接近，实在不必强为之截然划分。

　　前引梁启超语，批评新学之诗中有“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者，因而论者每以此为与“诗界革命”的分野所在。事实上，从整体上来考察，所谓新名词，正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范畴之中的，关键在于是否“挦撦”，亦即生硬地填塞其中，否则，新意境、新语句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架空。新语句也包含有新名词在内。历史上看，早在宋代，批评家就已经提出了“意新语工”的标准[4]，略同于梁启超提出的“新意境”、“新语句”，如果说有什么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与社会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时代性，而语言当然是时代变化最突出、最直接的标志之一。梁启超为了提倡“诗界革命”，批评以往的诗说：“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自注：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但新名词的注入、新语句的产生虽然可以出现新境界，却往往“与古风格常相背驰”，这是梁启超持论更趋谨严之处。不过，看他所极为推崇的郑西乡的一首诗：“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有化游。”梁启超激赏曰：“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全首皆用日本西书之语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3] 189-190可见，新名词实为新语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看其体现出的新意境能否符合旧风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