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哲学家才能写出自由哲学。提倡和弘扬“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的精神是对冯先生最好的纪念。

　　——许全兴

　　从北京地铁四号线上下来，沿着小青河弯曲向前，便到了一片静谧的中央党校教职工宿舍大有北里小区里。得知我们要来，许全兴教授早已有所准备。许教授虽然与冯契先生直接交往不多，但对于先生的“智慧说”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2005年，许教授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智慧说”》一文在马哲学界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喊出了冯契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声音。在许教授看来，“智慧说”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个性特色，是中国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对冯契先生的认识：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

　　许教授介绍， “文革”结束后，他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与教学。最初引起注意冯契先生是因1983年《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该书收录了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给秘书林克的信，其中写道：“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当时，毛主席推荐中国人写的哲学书并不多，在此之前仅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实践论>解说》。作为专门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学者，许教授当即便找来冯契先生的《怎样认识世界》细读起来。读罢冯契先生这本《怎样认识世界》，许教授发现，冯契先生不仅将日常生活、哲学史故事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很好地融入哲学理论，通俗易懂，而且提出了一些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没有涉及的新内容。这是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第一次认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许教授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教研室改为中国现代哲学教研室，承担了由张岱年先生领衔的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而在此之前，冯契先生就已经主持了“六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个人专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在许教授看来，冯先生的这两本著作堪称我国近代哲学史的开拓之作，其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提出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缺点并做了独到论析，他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哲学的同时也对“文革”作了深刻的哲学反思。相比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许教授更倾向认同冯契先生的观点。总之，冯契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更进一步加深了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认识和重视，他认定冯契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

　　许教授说：“我与冯契先生直接交往不多，但我很敬重冯契先生”。他与先生仅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1990年12月）和在北京召开的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为主题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1993年8月）上有两次会面，只是一般的问候，没有深入的学术交流。许教授笑说：虽然我们两人的论文都收入两次会议的论文集，鄙人的论文题目有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色，我认识先生，也许先生并不一定认识我。

　　但这并不妨碍许教授对冯契先生的学问和人品的推崇，尤其是在1996年冯契先生“智慧说”出版之后。他认为冯先生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还是有重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许教授研读和梳理了三卷“智慧说”，在纪念冯契先生诞辰90周年的之际，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智慧说”》发表在2005年第5期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文中强调：“智慧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大突破。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的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上，以及后来有关马哲史、中国现代哲学的学术讨论会上，许教授都呼吁马哲学界同仁读一读冯契先生的“智慧说”，重视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