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社会自治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互联网本身具有“自组织”的属性。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组织的演变、进化是在内部要素的运动中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下实现的。 【详细】
“互联网治理”来自英文“internet governance”。目前,在我国媒体或学界,有时也被误译为“网络治理”。从技术上讲,internet的中文正式译名为因特网,也称国际互联网。它是由使用公用语言互相通信的计算机连接而成的全球网络,即大型广域计算机网络。就一般人看,internet即网络,网络即internet。如此理解并没有完全错,但事实是,两者不完全等同。 【详细】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大规模扩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莫不打上互联网的烙印,互联网关键资源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其争夺也日趋白热化,构成了网络治理变迁的最大动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全球互联网版图的拓展,一批新兴互联网大国崛起,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重构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详细】
社交化媒体的出现与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挑战绝不仅仅局限于传媒业的困境与转型。新媒体对普通公众的技术赋权重塑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因而对附着于原有社会结构之上的管理机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传统信息传播体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矛盾频发。 【详细】
从组织社会学视角而言,我国政府组成系统始终是一个严密且复杂的科层制组织:通过层级化把整个行政区域切成了块块,又通过各层级对应的部门化把块块切成了条条,从而形成了“条”“块”结合的体系。从横向上看,中国政府科层则由一个个系统、区域或部门构成。从纵向上看,它是由一个权力等级的金字塔构成,政府机构层级和数量都非常庞大。 【详细】
如何防治谣言?《荀子》中说,“谣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没有根据的话,到有智慧的人那里就不能再流传了。这句话很有道理,它提醒主体防范谣言须提高思考判断能力。网上有大量夸张信息,要通过思考明辨是非。多一份求证,多一些思考,宁愿“慢一拍”转发或评论,也不以讹传讹。这是一种经验学识,也是尊重科学的表现。 【详细】
当前在网络治理机制中存在不少有效性和合法性难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最深层的根源是网络代表的人类全球融合趋势与国家、民族分立的矛盾。正是由于国家、民族分立的现状已经与高速通信网络、跨国廉价高速互联网等代表的人类全球融合的趋势不相适应,才出现互联网上大量不良现象难以治理的问题? 【详细】
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失范”源于社会转型与互联网技术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自媒体,互联网理论上为每一位网民提供了发表言论的渠道。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的言论较少遭遇“把关人”的管控。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改革的滞后,人们对分配制度、贫富分化、地方政府权力的不正当使用等现象不满,这些因素塑造了人们的负面“情感”特征。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