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清顺治八年 (1651年)的永安寺位于皇家内苑北海中的琼华岛上，山里寺，寺包山，山寺一体，景致殊胜，系规格最高的皇家喇嘛寺院。主殿法轮殿供奉释迦牟尼，两侧为八大菩萨，文殊位列首席。岛东侧半月形平台上的智珠殿专供大智文殊。白塔脚下位置最高的殿堂名善因殿，覆有上圆下方双层歇山式屋顶。此种特殊形制，在故宫太和殿丹墀之上，两侧各有一桌面大小的微缩形建筑，它象征天地宇宙、江山社稷。殿内正中供一尊文殊忿怒化身——大威德金刚，被尊奉为大清帝国的最高保护神。立于殿前放眼下望，但见碧波荡漾太液池，玉带飞虹金海桥，笔者不由联想到乾隆皇帝六上五台山时所作诗中的两句：“大士如如据莲座，金容永永镇华垓。”公园北岸寺庙群实际是永安寺的延伸，主殿为五智之一的大圆镜智宝殿，供有文殊，著名的九龙壁即其影壁。岸边建有敞式五亭，绿荫遮蔽，清风穿越，智者乐水，心旷神怡，故号五智亭(即人们俗称的五龙亭)。如此看来，若称永安寺为文殊寺毫不为过。藏式大白塔高高耸立(为老北京最高点)，象征着佛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治国理念。

　　仿五台之状建停灵之所

　　北海公园东侧即景山公园。明朝时为一大土丘，因堆放宫中所用煤炭，故俗称煤山。至清初顺治年间，将此大土丘一分为五，形成今日五峰连绵的格局，取名“景山”。乾隆年间，于其上建五亭，内供佛像(今已不存)。法号“痴道人”顺治皇帝大行之后，遵其遗嘱，即于此火化梓宫并做法事，以骨灰人葬孝陵。此后，景山成为清代帝后停灵之所，又建寿皇殿，供奉皇室祖先之影像。史料载，世祖生前喜参禅悟道，尤倾心五台山，甚至萌生弃帝位出家之念头，曾委僧人前往预作准备。民间则传说出家是实，今五台山清凉寺、镇海寺、上善财洞等处仍留有遗迹。笔者认为，顺治皇帝一生虽未能亲去五台，但其虔诚仰慕之情至死不变。为了了此情、圆此梦，其将宫墙后大土丘仿五台之状分为五峰，并嘱于此火化，也算是魂归五台吧。古汉语中，“景”“影”同义，取名景山，寓意昭然。尔后五丘之下成为停灵、供像处所，对于崇佛的清皇室来说，五峰所寄托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兴黄教即安众蒙古

　　藏传佛教亦称黄教，为蒙藏等民族所共同信仰。文殊菩萨为大乘空宗奠基者、密宗祖师之一，系奉如来法旨将大法东移神州的象征性代表人物，且传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及清代皇帝均为其化身，故特别受信徒尊崇。清廷以崇信黄教为维系民族团结的“柔远之道”，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于朔方，较长城为尤坚固也”。乾隆帝则讲得更清楚，“盖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指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清朝是唯一不修长城的朝代，佛教文化尤其是文殊信仰，对这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前几位皇帝多次登临五台山，正是体现上述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政策。

　　崇尚佛教，首尊文殊

　　清朝“崇尚佛教，首尊文殊”还有着更深更广的用意。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儒家学说中，严格的“华夷之辨”使满清统治者被视为“非我族类”，康雍乾三朝绵延百年的“文字狱”就是真实写照。因此，需要抬高另一种学说与之抗衡，既淡化儒学的“独尊”地位，又能破解其狭隘局限之病，争取广大汉族士子的认同，使其统治地位正统化、合法化。在这长期艰巨的“正心”过程中，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观念，特别是文殊菩萨所代表的整套般若学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康熙皇帝在《御制南台普济寺碑》中讲到：“佛氏之教，息心净业，以独善其身。而文殊所愿，在饶益众生。布施以广仁义，持戒以守信，忍辱以伪谦，精进以施敬，禅定以守静，智慧以通理”。然而儒学的主流地位毕竟不可动摇，故自号“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在《御选语录》卷12《上谕附录》中指出：“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同体可也”。三教同源既无异教之说，满汉同根又何来异族之见?“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雍正帝可谓用心良苦矣。乾隆皇帝承继父祖遗志曾说：“朕以圣王之法治天下，而于法王之法蚤承先训，深契净因，故推演至义，为大众津筏。”他在游五台的许多诗中也表达了此类思想。如：“清凉名独占，分别不生心”“梵宗儒理本无二”等等。嘉庆皇帝在咏东台诗中也点明“佛法王道，原无异同”。在17、18世纪国内国际空前大变革、大动荡的复杂形势下，满清以一个少数民族对中国实行了260多年统治，且创下封建时代“康乾盛世”之辉煌。这是一笔庞大的遗产，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后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