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图片来源：资料图）

　　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诸寺湮灭，不可目见”，“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李唐开国以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颁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同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处。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慧净、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译成《宝星经》、《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而每次佛事完毕，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怀”，或为“圣朝点缀”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