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确定的。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壮族、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革命政权，长征途中在藏族地区建立博巴政府，在回民地区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特别是1947年，我们党领导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

　　1949年，毛泽东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理由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且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我国各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同时，李维汉研究了斯大林关于自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四级的论述，觉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在全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决定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得到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的一致拥护，这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重大抉择。

　　1953年4月13日，党中央在回复新疆分局上报中央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的批复中指出：“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既要注意到以少数民族聚居为主，又要照顾各民族自治区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不仅要自觉地使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经济上享有平等权利，而且要使他们从事实上真正体验到维吾尔族对自己的帮助和照顾，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发展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合作。”根据这一精神，阿图什县划入后来的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专区划入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虽然这两个地区自治民族人口不占多数，但有助于柯尔克孜和哈萨克民族的发展，有助于各民族团结合作。

　　根据民族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新疆没有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建立维吾尔族自治区，而是考虑南疆、北疆各民族互助和发展的需要，把传统上主要由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居住的北疆和传统上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疆整合成一体建立了自治区，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时也出现过。

　　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就撤销了以前的热河、绥远两个省，将这两个省的多数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自治民族是蒙古族，但蒙古族的人口比例只占自治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而汉族人口比蒙古族的人口多出好几倍。针对一些汉族不愿意戴“内蒙古自治区”的帽子，周恩来当时指出，“这样做可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先进民族、先进地区的影响，带动、促进后进民族和后进地区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的安定，巩固祖国的统一。”

　　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因为壮族同胞主要集中在桂西北，就有人提出在桂西北建立自治区，同桂东南、南宁没有什么关系。党中央不同意这种想法。周恩来说：“建立新中国时，少数民族很积极、很乐意戴上人民共和国的帽子，现在建立民族自治区，汉族同志也应当有这种胸怀，积极而又乐意地戴上自治区帽子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在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给某些民族封地，更不是确认这些区域是某些民族的属地，而是授权给某些民族建设发展这些区域的一定的主导权。这些区域是由该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管理，共同经营使用，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也即全体国民所共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多民族国家国家结构的新形式。由于国情和民族状况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联邦制和单一制是两种主要形式。联邦制国家由相对独立的邦、州、省或共和国为单位组成；单一制国家由若干行政区域组成，权力集中于中央机构。我国在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上，既没有盲目效仿实行联邦制，又没有简单沿袭中国历史上的单一制，也没有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单一制，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