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起直到现在，“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直众说纷纭。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就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了这场运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导者、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都否认了这一点。“六五”罢工之后，处于政治目的，西方租界当局开始和日本政府论调一致，尽管他们也有人承认这种指责没有任何证据。“五四”时期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运动在中国公众中的声誉大大提高，成了中国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各个党派都常常自称运动的领导者。当然，这其中掺杂了一定的团体和个人利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西方传教士及其作家经常过分强调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胡适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国民党领导有时也宣称或暗示一些国民党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和段锡明等实际上领导了或影响了“五四运动”，尽管他们同时还批判了这场运动的目的。（蒋介石：《教育与革命及国家建设之关系》，第10-11页；又见包遵彭《中国近代青年运动史》第二卷第2、3章。）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曾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次是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员》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另一次是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通行的看法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同时又贬低了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运动的影响。李大钊、鲁迅、毛泽东和瞿秋白被描述成比陈独秀和胡适更重要的“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这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出入。1950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的一篇文章《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在新民主主义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一类问题就是‘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等等”做了回答。邓拓认为是李大钊领导了五四运动，其理由是因为李大钊写了许多文章，影响了好多人。很显然，这个理由很难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思想得到很大解放，突破以往的学术禁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观点。1988年有人提出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其理由是:民主派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的宣传鼓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六三运动的发生与民主派的活动分不开；号召产业界声援学生的是《民国日报》和《星期评论》，五四运动中工人运动所以能向纵深发展是民主派推动和领导的结果:民主派为五四运动的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目标、原则，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凡此种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实际领导了五四运动。具有初步共产卞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作为活跃分子或者骨干分子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并非领导者，他们的成长、作用的发挥与民主派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性质——对传统观点的挑战》，《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

　　其后，刘永明搜集了大量资料，论证孙中山“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主张对“五四运动思想主题”产生的影响，还有，国民党人或与之有历史渊源关系的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及国民外交协会中的会员，国民党掌握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和中华工业协会等组织，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号召、组织、激励人民参加斗争，表明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28、123、212页。）这个观点也引起广泛争论。反对者中有的提出，五四时期国民党并不存在，故谈不上领导五四运动；（赵金鹏：《五四时期国民党是不存在的》，《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3-74页。）有的提出，蔡元培等人并非以国民党人身份在五四运动中露面，不能作为国民党人领导运动的证据；还有人提出，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应当以“对民主派的总体把握为基础来进行，”不能“过分强调，甚至拔高民主派的作用”等等。（张德旺：《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67-72页。）

　　以上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的争论，一方面反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真正解决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涉及到很多阶层和人物，我们应客观看待他们在运动中起的作用。（摘编自《近百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