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通过2世纪初年以来中国思想界有关中西文化的论说，突出勾勒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究竟是时代之别还是类型之异的两种理解范式，由此呈现中国20世纪思想图景中对于文化乃至现代性追求的一元抑或多元的意识分政—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丰富晚近有关“多元现代性”论说的资源。

　　关键词：类型 时代 多元现代性

　　作者简介：陈引驰，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动向;当然，它首先从欧洲开始，就动力来源及展开时空而言，现代化过程无疑呈现了由西向东的延展性。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以及由此过程而来的“现代性”，首先是西方性的。无论在现代化发源地的西方还是在接受西方现代化影响的东方，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曾经认为这个现代化过程具有同一的模式，与之相应，“现代性”亦是一个单数概念m(edemivt)。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许多不同区域都逐渐进入了所谓现代化阶段，而它们所呈现的现代性则各有特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现代性表现:这不仅存在于现代化的先发和后发世界之间，而且，即在欧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之间，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它们的差异。似乎可以说，现代性从最初的单数成为复数，这一点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学术思想界，所谓“多元现代性”突显出来，日益成为一个关注焦点。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TheAmeircanAcademyofArtsandSiences)的学术刊物DAEDALUS，在新世纪之交的20以)年冬季号，专以“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es)为题，刊出一组包括艾森斯塔特(S.N.iEsenatadt)(多元现代性)在内的论文，清楚明确地质疑了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世界上普遍而同一模式的观念。

　　这一意识，对西方世界而言，确实需要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逐渐成型之后才呈现出来，在此之前，它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性。然而，在非西方世界，比如说中国，却似乎已可窥见些许痕迹—虽然，20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者不会以“多元现代性”的名义展开论说。

　　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根本处境，即中西的相遇和冲突。“西方”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而且，现代的这个“西”—欧美之“西方”不同于以往那个“西”——天竺之“西天”，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强大“他者”，对于中国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构成全面的压力，直接威胁到本土世界的存续。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双方在这样的一种基本是单向度的关系之中，极易形成一种单线性的观念反应。

　　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反应，依照梁启超1922年所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楚明了的解释，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最后是文化的逐步深入:“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止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合乎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认可。不过，如果仔细考虑这一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描述，可以清楚意识到它在中西之间展开多层面全面比较的后面所蕴含的单一性:即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根本上，中国比较西方，都“感觉不足”。而这正是现代认识的主流。

　　19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虽然认为中国文化本身有欠缺，然而，西方的外来冲击尚不足构成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思路里面，还是传统的所谓“体”、“用”关系起作用。然而，19世纪中后叶一系列的失败，加以90年代末进化论观念的输入，使得中西之间的冲突高度尖锐，发生r显著的变化。20世纪中国思想在中西关系问题上的主流，是面对西方的进人而积极容受，用以实现传统的变革。一般的情况下，这一流脉的观念，往往从时间的维度上理解中西之异，以为两者之间具有`历史阶段的先后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