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周作人、鲍耀明飞鸿话鲁迅：周作人将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