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用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压缩中国的外交与战略空间及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同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具体实践。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出笼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有着密切的关系。2006年9月，美国战略学界出台题为《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的最终研究报告（简称“普林斯顿报告”，Report of Princeton）提出美国应将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后盾，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合作，同时深化与印度及其他亚洲新崛起力量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多边安全框架。“普林斯顿报告”强调应通过提出与落实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来建构美国的全球战略，从而构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并由此反映出美国甚至是西方政界及战略学界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深度认识和顶层战略设计，从而成为了安倍价值观外交的理论渊薮。

　　安倍政府借鉴“普林斯顿报告”并在日本学界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对价值观外交进行政策宣示与国际政治实践，使之成为日本用来构建遏制中国的海上民主国家联盟及实施海洋扩张的政策工具。安倍在第一届首相任内，在积极推进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名义下，通过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有关国家展开“多层次安全对话”的形式进一步丰富价值观外交的战略内涵，力图在亚太地区构筑起针对中国的“海洋民主国家”政治军事同盟，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包围与遏制，同时实现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及海洋扩张领域上的战略进攻。

　　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归属爆发领海争端后，安倍于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并立即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安倍强调日本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包括东盟各国和澳大利亚及印度在内的“亚洲民主安保菱形”，强化多边外交支持，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权行动以及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以此对中国展开远交近攻的战略包围,同时实现日本扩张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空间。

　　安倍高挂“自由”、“民主”、“人权”及“法治”的幌子混迹于各种外交场合，力图通过在国际社会大打价值观外交的牌为其借助美国亚太地缘战略肆行再军国化的扩张主义政策进行政治漂白与道义包装。安倍价值观外交与隐秘于其间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之间必然的内在逻辑关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架空与直至推翻战后和平国家的政治体制架构；第二、构建将和平国家转为战争国家的政治、法律体制。为了将架空和平宪法、构建正常国家的战略落实到在具体的政策操作层面上，安倍实施一系列大动作来打造使日本成为战争国家的政治与法律体制；第三、打破由《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反法西斯战争盟国颁布的政治宣言所形成的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规制，在挑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的同时为日本重新对外扩张鸣锣开道。

　　价值观外交既是安倍对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重新武装日本等军国主义政策进行的价值重塑，同时也是其借力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准备，且两者自始便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整体。从这一意义而言，价值观外交的推进过程就是安倍在内外两个层面构筑对华战略对冲的过程。安倍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重构日本的国家战争体制并将与价值观外交相向挂钩的进攻性防卫政策所针对目标直接锁定为中国，同时在中国周边打造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军事同盟，积极参加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从而在事实上对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乃至于整个国家安全环境构成严峻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