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愈加多极化，权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利益体或许很难建立一个以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

　　3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会上作了题为“2014经济展望：谋求增长，预防跌落”（AnEconomicOutlookfor2014:StrivingforGrowth,PreparingforWeakness）的演讲。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就全球经济的现状、挑战及出路等问题采访了他。

　　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合理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请您谈谈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拥有完美的信息，就像在物理学的简单模式下，人们假定没有摩擦力一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却不清楚如何分析和思考信息不完美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我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并表明近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市场总是清晰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等结论都是不正确的。后来就出现了大量文献，研究在信息不完美、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还有许多文献探讨代理问题、诱因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市场与政府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如何寻找这种平衡？

　　斯蒂格利茨：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完全依靠市场或政府的极端路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把一切都交给市场，那么就会出现危机，产生剥削、垄断、环境恶化等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政府，也行不通。二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仍需要不断讨论。但政府应该对环境进行监管，提供社会保护，促进机会平等、促进科学和创新，这些都是市场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明确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后，该如何作为就因国家而异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找到了合理平衡，是否能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

　　斯蒂格利茨：在二者间寻找平衡任重而道远。金融市场自身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管制方式，也容易出现新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如果有了正确的监管结构，就可以成功获得稳定性，但必须意识到要不断对监管适时作出调整。例如，美国经济自大萧条后，政府针对金融市场上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后来有一届政府认为既然一切运转良好，就不再需要监管，随即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监管。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应该采取措施，但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不需要进行监管，看到危险的人则认为需要监管，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幸的是推崇不监管的人取得了胜利，之后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近6年，您如何评价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比当初跌到谷底时要好得多，但也没有非常大的改观。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或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working-agepopulation）仍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经济仍低于正常水平约15个百分点，尽管已经开始有所增长，但也只能勉强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这表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降低，约有2000万想要获得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所谓的经济复苏让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社会上层。2008—2012年，收入增长的95%都集中到1%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这是一种失败。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仍不太好。而欧洲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萧条状态。整体来看，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美国和欧洲经济都没有回到健康水平，而鉴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拯救方案是失败的？

　　斯蒂格利茨：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情况会比现在更糟，但这些刺激措施的时间太短、规模太小，规划也不够好。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晚。议案被提交国会讨论，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主张实行紧缩政策，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中，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美国的公共部门从业人数比危机前减少了约50万。假如美国的增长正常，该人数应该增加200万。所以我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不够。例如，很多钱都无条件地给了银行，却没有要求银行把钱借给中小企业，流向美国普通民众的钱少之又少，以上都是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划不完善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认为紧缩政策并非良策，如今欧洲正在实行紧缩政策，您也提出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斯蒂格利茨：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一部分是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紧缩力度最大的国家，经济表现也最差。希腊就是最好的例子，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希腊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危机前低25%，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德国等欧洲国家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害。

　　我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整个欧元区本身的。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些国家可以通用一种货币，还意味着各国使用了一种无法控制的货币，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同时还使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无法正常发挥调控作用，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金钱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受教育水平最高者涌向富裕国家，形成了不稳定的体制，这非但没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扭曲了欧洲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倘若欧洲要实行货币联盟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联邦制度，在财政方面通力合作，拥有银行业联盟，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计划，促进落后产业的发展。但今天欧洲的做法恰恰与这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