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治理博士“过剩”引起大陆高教界反思

　　减招就能提升博士生质量？

　　治理博士“过剩”，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传出新动向：今后10年大学将减招37%的博士生；与此同时，台湾计划以公费推出全额奖学金，让大学招募到真正的精英攻读博士。

　　这一动真格的调控举措，很快引起大陆高教界的共鸣。实际上，大陆名校近年来虽历经几轮教改，但始终难以摆脱“一流本科生、二流研究生、三流博士生”的尴尬局面。谈及对策，部分高教界人士认为，两地的博士生教育的“生态”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的高校若像台湾那样仅仅在数量上做减法，并不切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博士生的质量。

　　大陆高校：“调结构”比减招更迫切

　　去年年底，台湾教育部门就披露了一组数据：台湾岛内目前博士生每年招生约6800人、毕业约3500人，而大学提供的教职不足800人，此外再加上约有300人留学后回到台湾加入竞争，“十年后流浪博士会比流浪教师还多。”台湾主管教育负责人甚至如此预言。

　　和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的博士生总量要惊人得多。“我们高校的博士产量已经好几年蝉联世界第一了，但从博士的就业去向来说，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存在着质的差别。”按照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诸大建的看法，港台地区和北美高校的博士生教育，其“出口”主要定位于学术市场，因此预见到台湾岛内大学教职和从事研究的工作岗位有限，在招生“进口”作出调控势在必行。

　　“但大陆高校的博士生，很多人读博动机并非为了学术研究，毕业后也无所谓一定要进学术机构。”诸大建认为，在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后，我们的高校应该认真对博士生招生进行“调结构”。“如果剔除官员博士、商人博士以及刷学历、‘洗出身’的博士，剩下来的一门心思做学问、潜心从事研究的博士数量真不多。”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看来，一味强调大陆高校博士生教育泛滥，客观上遮掩了很多问题。“有些确实需要减招甚至停招，但也有一些行业高端人才奇缺。”刘宪权以他熟悉的司法领域举例，虽然近些年法学频频吃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就业红牌”，看上去行业人才已经饱和，但在一些地方法院，“法官队伍里具有博士学位的人一个都没有。”和一些发达国家大法官的“高学历”相比，显然司法队伍还没有到博士过剩的地步，反而需要高学历的人才充实其中，推动司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