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版还是世界版，社科法学最初是作为批判者出现的，而社科法学也已经习惯了作为批判者出场。但当社科法学本身被批判和反思时，社科法学似乎还有些不太适应此种角色的转换。

　　什么是社科法学？大致有两种解读。首先，可以被理解成社会科学在法学中的应用。对此，多数法学研究者表示欢迎并积极尝试。其次，也可以被理解成将社会科学当作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范式，从而替代传统的法律教义学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借李学尧语）。就此而言，许多法教义学者表示深刻的怀疑和反感。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社科法学乃后起之秀，是通过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不满和批判而出现的。社科法学对法学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指出法学的“封闭性”与“简单性”两种缺陷，进而主张自身的“开放性”（或“灵活性”）与“复杂性”。将二者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批评传统法学忽略了规范和事实之间的鸿沟，仅仅关注“黑纸白字”写在“纸面上的”法律，而忽略了真正世界中“隐藏在行动”中的法律。

　　由于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对“隐藏在行动之中的法律”的研究，社科法学更关注行动的逻辑，即对那些真正影响人们行动之因素的考察。因此，隐藏在行动背后的各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各种因素，都成为社会科学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相对而言，传统法学则仅仅关注影响人们行动的“法律”那个维度。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方法论之争

　　大约从2000年前后，少数优秀的法学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注释法学”与“社科法学”都有问题。通过对“注释法学”的批评，在“倒洗澡水时把洗澡桶中的婴儿也一起倒掉”的做法也并不可取。法律的规范性仍然值得坚持，对于社科法学所指出的“封闭性”和“简单性”问题，严格意义和狭义的“法学”也是能够回应和解决的。2000年前后“法学方法论”思潮的兴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但在法学根基浅薄的中国，“法学方法论”容易被泛化成“法学研究”的方法论，甚至是法学论文写作的方法论。此外，法学方法论更注重在抽象理论层面和问题意识层面回应社科法学对法学的指责，很难在具体技艺层面展示法学的开放性与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年轻一代学者更倾向于用“法律教义学”指称严格与狭义的法学。法教义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重要进展，蔚为大观，而原来的那种粗放型的法学研究则大为萎缩，以至于有学者判断，中国法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适用主义的时代。

　　这个历史过程被张翔概括成如下的这句话：即在中国，“以批判并改善法教义学的僵化封闭为指向的社科法学进路的出现，实际上还要早于法教义学的自觉：批判甚至先于批判对象而存在了！”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法学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最近几年年轻学者围绕社科法学与法律教义学的讨论。这场争论主要是在新一代年轻学者之间展开的，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设置议题和引导研究趋势方面的能力，也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更加自觉的方法意识和反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