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下功夫，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改革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复杂多变的深入发展，面对国内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的时代课题更加突出、更加繁重。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顾海良教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典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也在周期性经济危机面前日渐败落，社会阶级关系和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哪些主要的基本原理？

　　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有很多，其中被称作基本原理的，是指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主要的、基本的理论和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表达。除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理论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本构件还包括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未来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为什么今天还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及其理论？

　　顾海良：在人类全部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了，但仍然没有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是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本源和基础。只有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请您谈谈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顾海良：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经过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如何科学对待的问题，二是如何丰富发展的问题。在“科学对待”上，需要解决“四个分清”问题，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在“丰富发展”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更为宽广，特别是对原来不为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理论滋养，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例如，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的探索中，发掘了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我们还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