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创作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研究中国新诗发展的学者中，如今已年至耄耋的骆寒超格外引人注意。骆寒超几十年来始终满怀热情、专注地投身新诗批判和诗学理论建构。在诗学探求之路上，骆寒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网记者就此专访了骆寒超。

　　冬天雪夜里的诗歌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的诗学研究道路上，起点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骆寒超：我自小喜欢读文学书，很爱跑图书馆。初中二下年级时，记不清是哪一天的下午，我在学勉中学小小的图书馆里翻到一本精装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者朱自清先生在《导言》中特别提到有位诗人的小诗写得很好，并选了十来首。这位诗人叫何植三，是我就读绍兴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且又是我家乡——浙江诸暨枫桥人。这使得怀有作家情结的我大为激动，就毫不犹豫把它借来了——虽然那时我的意识里还没有诗的概念。隆冬的深夜，家人都睡了，我还就着煤油灯在读这本书。说真的，我被郭沫若的《“密桑索罗普”的夜歌》、刘大白的《秋夜湖心独出》、刘延陵的《水手》、徐志摩的《海韵》、戴望舒的《雨巷》、穆木天的《苍白的钟声》等吸引住了。这些分行排列的文字，竟能带给人这么神妙的世界！这对于似懂非懂地读着曹雪芹的《红楼梦》，读着郁达夫的《沉沦》、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着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新潮》的我，无异于打开了另一扇审美之窗。我年少的灵魂透进了幽幻美丽的光。这以后，我夜夜就着煤油灯在故家的三楼上抄录这本近400页的书，手生满冻疮也丝毫不感疼痛。

　　初中毕业后我去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是所名牌学校，鲁迅、朱自清等都曾在这里教过书。图书馆里供我读的书真不少，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我都读，尤其吸引我的是诗。那时我对诗已有了选择：爱读胡风编的那套“七月诗丛”，而艾青、田间、绿原的诗特别吸引我。我是从开明版的《艾青选集》里第一次读到艾青的作品的，他的长诗《吹号者》似乎有一种异样的生命感召力。

　　1953年，高中还未毕业，我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一个文学教育的环境里，文学的吸引力是更强有力的。我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读沙汀、艾芜；读但丁、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读罗曼·罗兰、肖洛霍夫；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厨川白村，也读査良铮译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理》。我更爱读莱蒙托夫、普希金、雪莱、艾青、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诗。我读诗时总爱追踪其内在构成特点，且以此来品评诗的价值。我曾写过一篇是论殷夫的论文，题目叫《白莽——无产阶级的诗人》，但我不只是从思想政治角度论这位诗人的诗，而是看中了他在《孩儿塔》中一些作品，如《地心》，以及《夜的静默》、《青的游》、《一个红的笑》、《意识的潜律》、《1929年的5月1日》等待，从这些诗中，我探求了殷夫那种对象表现的幻现化规律，并认为此规律其实就是心灵综合的感觉方式在诗歌内在构成中发挥作用而形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早期的诗学道路上，哪些诗人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骆寒超：那还是我在大三的时候，那时我对文坛前辈冯雪峰把革命浪漫主义归入现实主义范畴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创作方法是塑造形象的方法，不能让创作精神来取代，而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很不同，是疏离生活对象如实表现的，郭沫若的《女神》就如此。故我就以《女神》为例，来论证冯先生的提法不一定确切。此文我投稿给《人民文学》，想不到该刊编辑把它转给雪峰先生本人征求意见。

　　而令我深深感动的是：这位著名的革命文艺理论家竟写来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信中他一方面表示保留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又说我的看法也值得重视，因此他建议《人民文学》发表我的文章。雪峰先生还在信中向我提出学好外语的建议：“要精通一种、两种外语，甚至三种、四种，我们这辈人就是吃了没有学好外语的亏。”值得尊敬的雪峰先生对我这个当时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讲的这番话，至今仍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艰苦岁月中的诗学坚守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知道您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艾青被错划为“右派”，您因为研究艾青也被划为“右派”。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您坚持的新诗研究有没有进展？

　　骆寒超：我在温州远郊的永强中学度过的艰难岁月长达22年，虽然每天都像被钉了枷镣，但私下里我还是读了很多书。那时我还围绕三个问题，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着一些不求发表的东西。一个问题是诗歌抒情艺术如何创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翻译了一些俄罗斯诗人的诗，特别是译了莱蒙托夫的《恶魔》、《童僧》后，我对采用心灵综合的感觉方式来使对象获得幻化表现的抒情艺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还因此写过一篇论郭沫若前期美学思想的长文，把他以情绪的内在节奏作为审美胎元细胞来构建文学论的主张作了挖掘，从而论述了这位大诗人以心灵综合为基点构建起来的创作格局。

　　第二个问题是诗歌语言和意象构成的关系。我一直在关注意象对诗歌抒情所起的根本作用，但意象在诗歌文本中总是以语言呈现的，因此我对新诗语言的意象构成规律也很关注。那时我写了一本近十万字的《臧克家论》，着重论述了他接受闻一多影响在炼字炼句上的特色，并把这种特色和其他新诗人特别是现代派诗人的语言艺术作了比较。我更看重戴望舒，他和受他影响的一路诗人运用语言构筑意象的特色促使我写了《戴望舒与现代派的语言意象化》。

　　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新诗形式的。1960年代初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自由诗体与格律诗体哪一类好莫衷一是。何其芳提倡现代格律诗我很赞成，还写了一篇《诗的格律与现代格律诗》，认为新诗形式的根本点在音组有机组合而成的节奏。新诗的节奏有两类：复沓型和旋进型。这两类节奏前者是建立现代格律诗体的基础，后者是建立自由诗体的基础。

　　这种种思考和学术性写作只不过是我创造欲望的发泄。说真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公开发表它们，也不敢想它们对新诗建设究竟有没有价值。但等到“四人帮”打倒、三中全会后冤案错案平反后，情况就不同了。我的“右派”错案得到了改正，我又返回了学术岗位，集中研究中国诗学中的诗体论、诗潮论。

　　古稀之年的中国诗学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您对新诗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骆寒超：新世纪初，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大学，和梅新林校长以及人文学院的一批教授一起常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学术探求积极性又一起高涨起来。那时我和许多朋友一样，把学术关注点定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

　　我在新世纪头几年的两部专著《20世纪新诗综论》、《汉语诗体论》在我诗学探索的道路上是有特殊意义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虽属“史”的发展过程描述，但我从一开始定计划时就决定把住四个方面，即诗潮、诗质、诗体和个案诗人，来描述诗史的综合流变。该计划与我把诗学体系看成由这四方面构成的认识有关。而《汉语诗体论》的写成，不仅标志着我对“中国诗学”的研究已走出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已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诗学”作了体系定位，也就是说我已明确转向于中国诗学探求，并将按“诗体论—〉诗质论—〉诗潮论—〉诗人论”的次序来确立体系的构架。

　　我在70岁生日时曾对也搞文学研究的二女儿骆蔓说：“现在爸爸才算对诗歌的内在规律懂得一点了，以前一直是糊糊涂涂的。”骆蔓不相信此话，说我在女儿面前还那么虚心。其实这是真心话。坦诚地讲：我对自己毕生追求的诗学，很多年来的确并不真懂其奥秘，新世纪这些年才慢慢有所悟得，而《汉语诗体论》的撰写，也许可以说是我悟得诗学奥秘的突破口。

　　《汉语诗体论》分三篇：结构篇、语言篇、体式篇。每一篇都分三个单元，如语言篇第一单元论古典诗歌语言，第二单元论新诗语言，第三单元论未来诗歌的语言建设，之所以定这样的格局，是我头脑中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学术研究都要为现实服务，为现实探测未来，制定前进方向。我始终是一个在关系网络中展开思维活动的人，探索语言，必定会和结构、体式拉上关系，并在这个关系网中来思考诗歌语言质的规定性要求；探索诗体，必定会和诗质、诗潮、个案诗人拉上关系，并在这个关系网中来思考诗体的质的规定性要求；而探索中国诗学，又必定会和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拉上关系，并在这个关系网中来思考中国诗学的质的规定性要求。

　　因此，我把《汉语诗体论》立论的基点定在汉民族中特定的思维形态上。在我看来，一个民族把握真实世界所依托的是特定的思维形态，而这对一个民族的诗学风尚——包括诗体风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类的思维形态不外两种：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它们共存于人类把握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推动着对人类真实世界持续而深化的认识。各民族采用这两类思维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我们民族以天人合一作为认识传统，即以主客体共融于宇宙本体的观物态度和感物方式去把握真实世界，因此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直觉感应，相对地表现为对分析推论这一认知性能的淡化，从而显示为对神话思维的侧重。新诗出现在现代科学文明时代，其总倾向是对西方思潮大量接纳，在观物态度方面已偏向于以主体分析推论来制约客体存在，在感物方式方面也已偏向于以人定天去知解客体存在，这就淡化了神话思维而显出对逻辑思维的侧重。思维形态这种侧重点之不同，也影响到旧诗与新诗在诗体上出现体系的不同，即：在结构上，旧诗采用圆美流转类结构体系，而新诗则遵奉方美直向类；在语言上，旧诗采用感发隐喻类语言体系，而新诗则遵奉线性逻辑类；在体式上，旧诗采用回环节奏类体式体系，而新诗则遵奉推进节奏类。

　　中国社会科学网：无论人生起落，您对新诗研究始终抱有一如既往的热情。这种热情源自于怎样的信念？

　　骆寒超：我牢记着诗人艾青的话，策励自己：在有生之年，继续在诗学探求之路上，留下几个坚实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