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短期难以调整，每年的税收收入有限，很难满足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融资需求，因而地方政府更多是通过预算外收入来解决城镇化融资缺口问题。这两种形式的融资方式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预计2020年将达到60%。为保障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政府需要对居民住房、医疗、教育和公共设施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量巨大。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将转移农村人口约1.2亿人，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所耗费的城市建设费用为5万—6万元，在城市基础设施完备的情况下，每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成本约为2.5万元，则至2020年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为6万亿—7万亿元，城镇化转移人口的生活成本总额约为3万亿元，城镇化建设总资金需求量为9万亿—10万亿元。城镇化的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分税制改革后，尤其是近10年来，除了预算内收入外，地方政府开发出土地财政、政府投融资平台等预算外的融资渠道，基本形成了预算内税收收入、土地财政收入以及投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等多种融资格局。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短期难以调整，每年的税收收入有限，很难满足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融资需求，因而地方政府更多是通过预算外收入来解决城镇化融资缺口问题。这两种形式的融资方式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