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表明，社会自主性受基层政府管理制度的历史惯性制约，因此，要发展社会治理，须先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应强调政府行政扩张和扩大社会参与并重。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以来，“社会治理”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为推进新时期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有关社会治理议题的讨论，2014年11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第一届社会学前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论坛旨在围绕社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搭建社会学界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以求在凸显社会学独特学科视角的同时，推进对“前沿”议题的多学科、跨学科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理念与经验”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从中国现代思想变迁历史入手，认为康有为的经学革命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转化分别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两次重要变革。康有为提出的经学革命、风俗革命、历史进化论思想等主张，以及旨在消除一切等级差别的乌托邦思想，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因。王国维和陈寅恪引进逻辑演绎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求制度之本质精神，究风习之变异机制，成为历史开合和存变的动力。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宣朝庆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表明，社会自主性受基层政府管理制度的历史惯性制约，因此，要发展社会治理，须先行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应强调政府行政扩张和扩大社会参与并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仇立平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权力三个维度出发，讨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内在逻辑，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平民主义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中都有所延续，并由此成为理解未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轨迹。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赵孟营认为，中国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建构超越西方契约论的新的基本共识，政府和公民共同为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的实现负责；政府应当协调公意，且只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主体之一；在此基础之上，便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同时建构超越传统社会模式和西方社会模式的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