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包罗万象、洞幽烛微，给人留存希望、带来人性的温暖。它们无疑是世界各国文化传承的核心，既体现了各国文学大师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命体验和族群想象，又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整体面貌与文明程度。它们是历史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其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生成、时代流变主要承载着本族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而其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不但可以使自身焕发出新的生命，还可以供世界其他民族在推进文化反省和文明重构时借鉴与参照。

　　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要有开放的胸襟、变通的本领、担当的意识与批判的精神，既要“入乎其内”式地“敬畏经典”，又要“出乎其外”式地“重估经典”。“敬畏经典”意在强调恢复经典的思想尊严、细寻经典的精神魅力；“重估经典”意在强调激活经典的思想命题、开掘经典的精神蕴藏。面对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和精神探索，新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需要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精神困惑和人文需求，提升学术“公器”的“公共性”，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过程中构建本土文化的精神支撑、完成价值再整合。

　　同时，兼具世界情怀与人文情怀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当成为加深中外文化交流、化解可能的文化冲突的“亲善大使”，应当成为自觉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实现国家利益的“排头兵”，应当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原动力和精神正能量。当今世界，人人都应该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都应该有一种深沉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对外来文明又必须保持一种开放、开明的态度，这样才能学人之长以壮大自己、自我完善以延续文化生命。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信息化革命的到来，文化领域包括人文研究领域交流对话的进程显得更加紧迫。基于外部世界的这些巨大变化，复合型文化生态下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该转变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超越文本细读式的研究，广泛借鉴现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应该从传统的、学科界限坚硬的“诗学研究”转向更具包容性、更少学科限制的“文化研究”，以更具想象力和思想力的姿态凸显本来就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应该彻底摒弃自说自话的理论“部落主义”，把外国文学经典置于其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将文学经典“文本化”、审美机制“历史化”，在“文本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搭建互动嵌入的印证平台、扩展互为交流的阐释空间，以“复杂思维”和“博弈思维”在历史与文化情境中寻求“文本世界”的立体化定位，探究“源”文本以及各式“延展”文本中沉淀的文化态度、蕴藏的现代性取向等。

　　从历时的角度看，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生成如同连绵的河水，代代延续、生生不息；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活态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形成“文本之河”。由此看来，今天的外国文学经典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文学文本，而成为一个容量巨大的文化“场域”、“话语”海洋，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意义”得以不断生成、增殖与传播。只有立足于“动态”的文化“场域”视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危险，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美学与商业之间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

　　在当今世界，文化建设关系国家发展，文化品质关乎国家品质并决定个人的幸福层级和生命意义，文明的传承更是关乎一个民族存亡的生命线。中国要进一步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尤其是极具魅力的“人文强国”，除了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强大的文化产业以及科学的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外，还需要基于自身不断完善与创新的文化软实力、对世界文明的领悟力以及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人文魅力，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继续做好“拿来主义”的工作、提升文明分享的效度。而这其中，新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