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经学统治时代。在经学时代里，经书几乎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它不仅是共同的读本，而且还是世俗生活的规范与标准，因此，阅读经书既是私人的事情，也具有整合社会的基本功能。此外，经书还是社会教育的基本读本，只有研读经书、通过科考方可进入仕途。但是，这一切在文学时代被阻隔了。单就教育而言，被阻隔的不仅仅是一个读本问题，而是基本的教育理念发生了裂变。中国经学时代的教育理念其实是极其完备且井然有序的。就个人而言，受教育就是要学会敬天、亲民，达到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这一教育理念在现代社会戛然而止了，取代它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从周作人的《美文》开始，就提倡白话文要用美妙的语言写出美妙的文章，但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美”意味着什么？在古代，美是要归于敬天、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在天人合一之中归于完美。现代之所谓“个性”，在其崛起之时其实就凸显了它的苍白与柔弱。“个性”飞扬后的迷茫，生命的颓废与堕落，执笔的那颗心灵不复有经学时代的那种沉静与安详。

　　而中国近代所谓的“语文”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建立的。“语文”的叫法是很晚近的事情，大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具体的时间并未考证过，单知道20世纪50年代还发行名叫“国文”的课本，里边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而且白话文居多，可当作“语文”的前身。这一传统大概是1920年之后的产物，因为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是在那一年明令全国通用白话文教材。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语文教育中始终存在，即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语文教育，语文应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直到现在，这还是我国基础教育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文学时代经历了一个世纪，我们的语文教育同样也在这个世纪中摸索前行，至今，基础教育中关于语文教育的争论最多，也最混乱。

　　文学取代文章学成为新的标准

　　“文章”这个词现在还在频繁使用，我们习惯称一篇稍有文采的文字为文章，无论小说、散文、随笔或是其他，似乎是个总称。其实，文章的历史贯穿整个经学时代，所谓文章是有特指的，即诗、词、文、赋，而小说、戏曲、传奇、杂说等都不能算作文章。经学时代，文章关涉大学之道，并非小事，所以曹丕才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到了“五四”时期，千年的文章传统断裂了，不仅如此，就连原本较为清晰的“文章”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究其原因是文学的兴起。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成为中心，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章没落了，文学兴起了。于是，人们开始习惯用文学而非文章的眼光打量一切。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和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将中国历史上的文章也好传奇也好，都按照文学的标准重新洗牌，重新打量。今天，我们对这种以文学来打量古人文字的方式已经习惯，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其中的“颠倒”。其实，“文学”（literature）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事物，“文学”之成为文学，最初肇始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末才最终定名为“文学”，而这个词语及其相关的内涵“旅行”到汉语界，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后。文学在汉语界的展开，其影响及其后果，恐怕至今都难以估量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