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世界历史》（多卷本）出版首发式。该书是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集中了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5月1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笔者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50余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我很有启发，使我对世界史学科的创新问题有如下看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这样的表述似乎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我国和国际上一度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我们要对外交流和走出国门，大量引进并翻译了西方盛行的学术理论与专著。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举措。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运用，甚至全然接受西方的学术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懂假懂”和“真信假信”的问题，他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当前，要在我国世界史领域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整体史观。世界历史有纵向的社会演变过程，也有横向的、从分散到整体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对此思想的阐述，但长期以来历史著作通常主要讲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对横向发展讲述得不够。随着世界的日益全球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理论应有全面的学习和认识。如何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也是一个新问题。

　　必须看到的是，现阶段西方学界盛行“全球视野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既有诸多共同之处，也有本质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史观”，到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涌现出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等代表作。20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向世界各国史学家提出了“全球史：概念与方法”的研究课题。此后历届大会都建议史学研究者采用全球视野探讨问题。

　　这种“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文化形态学。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最初书名是《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表明它与比较文化形态学创始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脉相承。麦克尼尔还崇拜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诺德·汤因比，并为他写了传记。比较文化形态学将世界各类型文化进行比较，评出“优等”和“劣等”。虽然它有全球视野，不同于“西欧中心论”，但最终的结论仍是“西方优越”、西方应当领导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虽然对东方进行了描写，但其中存在的偏见与“西欧中心论”仍有异曲同工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整体史观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它既重视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更重视经济基础对社会演变的决定作用。它认为人民大众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我们虽然要注意借鉴西方的“全球史观”，但决不能照抄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