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和期刊界关注的焦点。一些评价机构相继公布新一年度来源期刊目录,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同时,《CSSCI,我们这样看》《破除学术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讲的发布,引发了更多学者参与相关讨论、各抒己见。不久前“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去世的消息,也进一步引发对影响因子的相关争议。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呢?在笔者看来,当一个举动、一个事件或一种思想引发持续性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议时,这或者说明它在一定范围内与现实利益关切的特殊重要性,或者说明它自身存在一时难以纾解的困惑和矛盾,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当前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之争如此热烈,足以说明期刊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它甚至可能决定着学术期刊的未来走向和命运。同时,这也意味着此种以定量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或是有身不由己的苦衷。

　　起初这种以影响因子为内核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本质上只是一种便利于检索的引文数据库。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学术期刊界所持的是欢迎姿态,因为它能够让期刊具体、直观地得到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客观数据指标,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判断出一本期刊在业界所处的位置与状况、优长和不足,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这确乎是新时代所带来的以往难以想象的数字便利。

　　然而随着发展,当下期刊界所普遍担忧的是,此种引文数据库因为在评价领域的体制性因素的介入,逐步被“异化”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的评价标准,有的部门或机构以此来评定一本期刊的高下优劣。由于在评价领域的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此种评价体系与期刊等发生了利益纠缠,而失去了本初单纯以数据服务为目的的纯然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而对于学术期刊的自然成长与发展规律造成了干扰。

　　其一,由于量化评价体系更加偏好一两年内的当下指标,难以考察期刊的长久性、历史性学术贡献和学术史价值,因而客观上限制了期刊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布局,导致短视性、功利性、碎片化办刊思路盛行。

　　其二,在影响因子的指挥棒下,有些期刊领域从业者不惜采用有违公平正义准则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或组织“互引联盟”,或发动“单位自引”,或与作者建立有偿引用的利益关系。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严重恶化了期刊界的行业心理和生存环境,引发了负面办刊效应的恶性循环。